戴季陶评日本人,戴季陶先生对日本的评价
戴季陶(1891—1949年)，原名戴传贤，又名良弼，字选堂，笔名天仇，佛法名不空、不动，晚年号孝园。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西街一个经商兼儒医的家庭。幼年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后留学日
戴季陶(1891—1949年)，原名戴传贤，又名良弼，字选堂，笔名天仇，佛法名不空、不动，晚年号孝园。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西街一个经商兼儒医的家庭。幼年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后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曾做孙中山的秘书达12年之久。戴季陶擅长演讲，有出众的口才，是国民党内较有才华和眼光的政治家。
1927年2月14日，戴季陶携夫人由上海乘‘‘山城丸”号轮船出海，于25日到达日本
东京。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对日本朝野上下进行公开演讲多达60余次，主要内容是宣传反对武装侵略、提倡世界和平以及保持中华民族的尊严等。
有一天，日本东京贵族院部分议员宴请戴季陶，这些贵族议员多属田中义一派。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一位日本贵族议员突发奇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东西，就是领土这个名词，尤其是领土权这个名词。日本人口，每年过剩了这么多，弄得没办法只好移民出去，移了出去，便要到处碰这个领土的钉子。移民到美国，美国说这是他的领土，不能听凭日本自由移民的；移民到南洋群岛，南洋群岛的主人翁说，他有领土权，不能听日本人自由移民的。中国的满洲地方，空旷得很，人口稀少得很，日本去移民，为什么中国人也要反对?”
这番侵略者的奇谈怪论立即引起席间众多日本人的叫好，戴季陶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企图，立刻站起来反驳道：“论到人口问题，世界上最密的要算英伦，本部人口与地方的比例，几乎要1000个人占1平方公里，其次便算南洋群岛，中国土平方公里住340人，日本也是一样。”戴季陶接着列举人烟稀少的地区，如北美、南美、加拿大、阿拉斯加等地方，质问道：“日本的移民为什么不移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去，偏要移到人口密度和日本相等的中国来。况且满洲人口，从中自战争以后到现在，俄国移民共?万多，日本移民共18万多人，中国本部移去1000多万人，中国始终没有禁止日本人移民，为什么日本人移了这么多年，只移了这几个人去呢?谁叫你们不去充量移民呢?”戴季陶的话好像赞成日本向中国移民，让这些贵族议员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戴季陶接着又说：“你们日本人，假使要中国人允许你们充量地移民，可以，只要这新进来的，7万余俄国人、10余万日本人和1000余万中国人，聚在一起投票来决定是赞成还是反对日本移民，哪一方的投票多，就照那一方的态度实行。”
戴季陶的这番话，使在座的日本人感到惊讶，没容他们开口，戴季陶又进一步讲到：“要知道世界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贡献最多的便是中国人，贡献最多而享受文明最少的，也是中国人。近代欧洲科学基础，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科学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是替他打了基础的，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是享受科学赏赐最少的。中华民族的使命，便是和平，为救和平而革命，又为不和平而革命，中华民族在人类全体，既有这样的功绩，人类全体就应该承认中华民族自由发言，来决定关于自己一切的资格。”说来说去，还是不赞成日本向中国移民。戴季陶义正辞严的演讲，驳得日本贵族们哑口无言。他们只好频频举杯来打圆场。
3月16日，日本大阪实业界在大阪俱乐部宴请戴季陶，席间又有人向戴季陶发难。他们根据北伐军已肃清浙江军阀，进攻淞沪已得捷报的事情，问戴季陶：“照目前形势，国民革命军既然势力及于江浙，我们所极愿知道的便是：一是国民政府能否保障上海租界之秩序与外侨之安宁；二是国民政府今后对发展上海工商业有没有具体的政策。”戴季陶立即答复：“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是：不能；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没有。”对于他的答复，众人大惊，戴季陶解释道：“我虽然至今没有正式接到国民政府的训令，我至少可以代表国民党来答复你们。何以说国民政府不能保障上海的秩序与外侨的安宁呢?诸位想来都明白，根据政治原理和法学精义，保障地方秩序安宁的重要因素是什么?是统一的政府和主权。上海今日的政治情形，诸位翻开条约就可明了。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就有它的一个代表在上海行使它的主权，所以上海的主权，不要说是不统一的，可以说是不可计数，是一个国际团体公有的地方。这不可计数的主权国代表，天天雇佣武装士兵，手里执着明晃晃的刀，在市街上杀人。今天我杀你，明天我杀他。这样昏天暗地胡乱撕杀的世界，还有秩序和安宁吗?还有方法可以保障吗?方法是有的，除非这不可计数的主权归于一个，换句话说，上海的主权，完全让还给国民政府，那么你们的秩序和安宁，不用武装士兵，不用领事裁判权，保管可以保证你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关于保障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戴季陶也以国之主权和国民政府统一管理上海相论，所言有条不紊，有理有据。
戴季陶有智，亦有勇，敢于碰硬。在离开江户前，日本陆军部与参谋部联合宴请戴季陶。时值北伐军攻克南京，日军中的少习士派军官对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胜利颇为不满。陆军大臣在致祝酒词时，傲慢地说：“敬贺戴先生，革命党已得南京。昔君等仅据广东一隅之地，不足以言天下。南京则是国际舞台，一国之建立，须具有实力，非恃空论。日本之有今日，乃武力战争而来，诸君以为如何，请干吧!”说罢，一扬脖，得意地把一杯酒倒进口里。对于这种粗鲁的祝酒词，戴季陶已听出话外之音，稍稍停顿之后，缓缓地答到：“一国之能久大，自有其久大之渊源。中国立国五千年，强盛时代，亦逾其半。非仅赖数十年富强之新兴国所能测度，将来如何，请看罢。”言毕，举杯相邀，刚柔相济，宾主顿时皆不吭声。日方的将官们都拉下脸，丝笑皆无。戴季陶则始终以冷静的态度应付场面，自始自终，不失半点风度。
经过访问日本之后，戴季陶深深地认为日本必然要侵略中国。果然，就在他回国之后3个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妄图征服中国的强硬对华政策。 1928年春，戴季陶写下了《日本论》一书，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国的兴衰史。他认为，自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已成为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国家，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教育，皆为其军国主义服务。日本的对华政策是不希望中国统一和富强，它将采取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两路进攻中国大陆，而从台湾窥伺中国华中、华南以及东南亚的“蝎形政策”。事实最终证明，戴季陶的分析和预测是基本正确的。
日本论的读戴季陶《日本论》
日本与我们一衣带水。但是，对于这个近邻，对于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到底有多少了解？相反，自古至今，日本人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来没有松懈过。有时，与日本的朋友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我们倒常常为自己的眼界狭窄与见识短浅而羞愧，而感到可耻！正如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有如此真切的认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尚且如此之不足，更遑论对于日本了。戴季陶曾说过，中国人对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意识惯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于日本的研究更谈不上充分，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
为了改变国人当时对于日本研究的这种意识惯性，戴季陶劝中国人“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所以，这部1928年写成的《日本论》实在是戴季陶十多年研究日本的心得。
同时，戴季陶指出，“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更深一层，戴季陶指出研究日本的正确态度，他说：
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我们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我们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由于研究历史的关系，我读过不少有关日本历史的书。但是，没有一部书能像戴季陶的《日本论》这样既有骨架又有血肉的，这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是一部了解日本的最好的著作；对于研究者来讲，她是一本认识日本的入门书，而且是一本不可跨越的入门书。这就是这本书所具有的恒久价值所在。
一
如果从日本的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他和南洋土藩差不多。读戴季陶的《日本论》，我们首先感兴趣的就是日本的本土文化神道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戴季陶指出，观察日本，应当十分注意的一点，是日本接受外来文明的方式。因为，像日本这样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岛国，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其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然而，每当日本借助外来文明发展起来以后，日本本土的神道总会沉渣泛起。戴季陶指出，文明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如中古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占了优势，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了，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形成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同时，日本文化要求独立的思想也增加了，于是神权学说又重新兴起。
日本文明起源较晚，现在仍然残存的神道就是日本文明的早期形式，它具有浓厚的宗法家族色彩。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日本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学来的。从制度上看来，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统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时代的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实在是得益于儒家“仁爱观念”、“天下观念”和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的结果，日本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近代亦然，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
但是，日本在接受外来文明到某个阶段之后，总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弹，本土的神道观念总会出来发生作用，这也使日本接下来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武家时代，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服了儒家与佛教思想，王道的政治理论胜不过霸道的武力。同样，我们也会看到，明治维新以后，在国家观念上，日本的神权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西方的民权思想并没有在政治层面取得彻底的胜利。同时，戴季陶认为：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藩，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质，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与德法相比。在东方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
所以，戴季陶说，“日本的固有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但是，“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废的气象。当然，对此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戴季陶认为，日本回归本民族传统的这种自尊心，推而广之，明治维新时期，如果没有与“开国”并行的“攘夷”这种义和团精神，决不能造成日本独立的文化。
佛教本来是一种极消极避世的宗教，但是到了日本以后，佛教却顺着封建时代的人心，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这也体现了当时日本民族的进取心，因为，“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异的”。
戴季陶的《日本论》确实写得很平和，让读它的人不会血脉贲张。但是，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日本，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日本。
二
一个蓬蓬勃勃的民族是不会产生“思想上闭关自守”与“智识上的义和团”的。但是，任何的封闭与开放都是相对的，日本也不例外。近代以来，日本神道合一的政体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并且他也最终会走向一个死胡同，这就直接导致了日本走向现代国家过程的艰难曲折。
戴季陶指出，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行的是佛教，其实日本统治阶级的宗教，却是神道。神道对于日本人的国家观念的影响至深且巨！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道的信仰里产生出来的。并且，这种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起源”，“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氏族思想而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并且，这种观念，深入普通日本国民的心灵，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戴季陶引用笕克彦博士的话对此作进一步地说明：
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决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惟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
当然，在这里，戴季陶并不是为日本的这种神权的国家观辩护，而只是说明神道之于日本国体的重要性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戴季陶指出了基于神道国体的危险性：“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统治者阶级”，“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近代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片面的，他有选择地汲取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却没有充分吸收西方的制度文化，表现为社会的发展与制度建设的不平衡。对此，戴季陶有清楚的说明：“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
戴季陶进而指出：“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讨幕的模范。”“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有效地建立现代政党政治，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是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由于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的，而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自古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奴性，决不能在短时间内能够消除得了，这样就为少数政客提供了政治投机的机会。所以，日本初期的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并且“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也一样相互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的发生的。因此，日本的政党并不具备现代民主政党的自由主义与普遍代表性质。
当然，当时的日本不是没有进行过向现代政党政治过渡的努力，板垣退助就是进行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维新之前，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就要联合后藤、副岛、江藤倡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武士在举兵屡败的情况下，受板垣退助的影响，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是，日本当时的政党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均不完备的情况下，不能够真正独立，也没有执掌政权的能力，而只是依靠政权与财权讨生活，为日本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所左右。日本政党的转换，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一步一步被军阀同化。反乎这一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就是自己知难而退。因此，导致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于日本，法国多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陆军大将桂太郎虽然舍弃军事地位也做过政党政治的努力，但是却也以失败告终。
没有现代政党政治，君主立宪下的议会民主制始终不能走上轨道。
三
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本体的探求，这应该有利于与现代西方主流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接轨。但是，看了戴季陶的《日本论》，我的这一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戴季陶指出，一个人的生活，是不能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尤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活，是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
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及至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
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绝对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永久”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并且，这些观念，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祷、牧师的说教里看到的，而是从社会生活的种种“相”上得来的。
“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归因于“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具备”这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戴季陶屡次提到“力量”、“动力”、“能力”和“信力”等这类与“力”有关的名词，这显然与他探讨问题的出发点有关。在该书的开篇，戴季陶就明确地说，他十多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他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
在“日本人与日本文明”部分，戴季陶指出了“外力”与“内力”的关系问题。他说：“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
但是，即便如此，“内力”的养成与作用也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戴季陶又指出：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表示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
没有对于本体的追求，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只能盲目地摸索。戴季陶认为，在信仰的热切与真实方面，中国人是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反观自己，中国人只有“打算”，没有真正的信仰，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拼着必死的决心炸沉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绝没有抛却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任何效力的纯正学问，绝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
戴季陶受日本文化的影响甚深，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他最后也是自杀身亡的。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 作者： 李建军
蒋纬国找戴季陶问生父是谁，戴说了句话，蒋纬国瞬间明白了一切
“我的父母是谁？” 这个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毕竟这事关自己的来处，只是由于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因此往往忽略了这个问题。
可是对蒋纬国来说，这个问题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25岁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是蒋介石，25岁之后他却听闻了另一种说法。
蒋纬国究竟是不是蒋介石的儿子？对这个问题的探寻又为蒋纬国带来了什么呢？
蒋纬国出生于1916年，但要说清他的身世则要追溯到1908年， 当年21岁的蒋介石第二次东渡日本，进入振武陆军学堂学习，在这里结识了比他高一年级的戴季陶。
戴季陶祖籍是浙江湖州人，异国他乡遇到老乡，两人很快成了朋友。
1910年从学堂毕业后，两人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戴季陶文笔极佳，凭文笔获得了孙中山的赏识。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戴季陶和蒋介石先是回国，发现国内形势不利后再次东渡日本，正是在这期间，两人认识了一个日本护士。
当时戴季陶生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照顾他的护士名叫重松金子，重松金子温柔细心年轻漂亮，戴季陶很快爱上了她。 不料蒋介石来医院看戴季陶，见到重松金子后也色心大起。
不过这场角逐其实没有悬念，戴季陶年轻时英俊潇洒，文采风流，蒋介石相形见绌，差得远了。没多久，重松就与戴季陶确定了关系，蒋介石心有不甘地退出了。
此后几年里，戴季陶频繁往返于中日之间，只要去日本就会跟重松金子在一起。
1916年，戴季陶随孙中山离开日本回上海， 这一次离日跟之前不同，戴季陶已经在国内站稳了脚跟，稳定下来了，因此跟重松金子已是诀别，可两人不知道的是，此时重松已经怀孕了。
戴季陶回国后，很快就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是为孙中山的笔杆子。同时他与湖州钮氏家族联姻，娶了钮有恒为妻。
1917年，蒋介石和戴季陶同在上海，一天戴季陶正在住处工作，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一年未见的重松金子， 令戴季陶心中暗叫不好的是，重松怀里抱着一个大概一岁的男孩。
原来重松在日本生下孩子以后，到处找不到戴季陶，没法向家里交代，最后她找到一位名叫山田纯三郎的日本同盟会员，通过他找到上海来了。
重松的意思很明确，分手可以，但是孩子不能扔给我。 可是戴季陶此时已经结婚了，而且对方是湖州名门钮家的大小姐，戴季陶属于高攀了，实在不敢突然多出一个儿子。
可是重松金子放下孩子扭头就走，戴季陶看着哭闹的孩子头大如斗，思来想去，戴季陶抱着孩子来到了蒋介石的住处。
戴季陶把事情的经过跟蒋介石讲明，然后恳求蒋介石想想办法……
1920年，蒋介石回了一趟溪口老家，当时蒋介石正在上海、广州等地来回折腾，搞金融和政治投机，忙的不亦乐乎，很少有机会回老家，因此守在老家的妻子毛福梅、小妾姚冶诚平日里都很盼着他能回来。
可是这一次见到久未见面的蒋介石，妻妾二人却有点笑不出来，因为蒋介石居然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儿子。
蒋介石此次回老家就是为了把这个已经4岁多的儿子交给家里人照顾，孩子的名字他都已经取好了，就叫蒋纬国。
这正是戴季陶与重松金子的儿子，蒋介石把他收养了。蒋介石当年追求重松不成，后来看着女神和帅哥鸡飞蛋打，蒋介石出于舔狗的接盘本能收养了他们的儿子。
蒋纬国四岁之前寄养在上海一户姓邱的人家，如今带回溪口老家来了。
毛福梅、姚冶诚虽然是对丈夫不敢说半个不字的传统女性，但此时也难免要质问一下这个孩子的来历，没想到蒋介石讳莫如深，怎么都不肯说。
毛福梅在蒋介石赴日之前就跟他结了婚，可蒋介石对其视如敝履，没有一点感情； 而姚冶诚原本是娼妓出身，蒋介石在上海时是她们店的常客，姚冶诚百般谄媚蒋，蒋把她赎出来纳为婢妾。二女在蒋面前没有半点发言权。
蒋介石留下孩子就走了，妻妾二人只好接受既成事实，由于毛福梅还要照顾蒋经国，因此蒋纬国主要由姚冶诚照顾。
蒋纬国虽然当时还不记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从小就知道毛福梅和姚冶诚都不是自己的亲娘，不过对蒋介石这个父亲的身份，蒋纬国是毫不怀疑的。
提到蒋纬国就不能不提蒋经国。蒋经国比蒋纬国大六岁，是蒋介石的亲儿子，生母是毛福梅，不过如前所诉，蒋经国小时候蒋介石到处折腾，又是去日本又是去广州的，蒋经国从小处在一个父亲缺位的状态。
相比之下蒋纬国就幸运多了，蒋纬国小时候蒋介石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已经稳定下来，因此回老家的时间也多了，蒋介石对这个长相跟重松相似的孩子十分喜爱。
不知是因为对亲生儿子要求更高，还是因为讨厌毛福梅，蒋介石对蒋经国时常是没有好脸色， 即便回溪口见到蒋经国，也是严肃询问课业情况，国文、英文、算术通通问个遍，还总得挑出点毛病来批评一番。
可对蒋纬国，老蒋不但让蒋纬国在脖子后面骑大马，还带他去街边吃炸酱面……老蒋把对心中女神的爱移情到了男孩身上。
其实蒋介石在日记中透露过他对经国、纬国这两个儿子不同的规划，那就是“经文纬武”。
蒋介石表面上以孙中山的门徒自居，实际上他的理念还是封建皇族那一套， 按照他的设想，蒋经国将来是要接他的班的，也就是说蒋经国要往从政的方向培养， 而蒋纬国则要往军事方向培养，以期两兄弟将来能在军政两界互相照应。
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经国就被蒋介石送去了莫斯科留学，直到1937年才回来。
而蒋纬国20岁的时候，则被送去纳粹德国学习军事，二战开始后又去了美国继续学习军事。
1941年蒋纬国回国，进入胡宗南麾下担任陆军少尉，还参与了保卫潼关的战斗。
蒋纬国理论知识学了不少，实际上就是个赵括，在潼关前线大敌当前之时，蒋纬国军事上毫无作为，于是只好到处“抓军容军纪”，把前线将士折腾的叫苦不迭，可又没人敢驳蒋纬国的面子。
直到这时，蒋纬国都还认为自己就是蒋介石的亲儿子。
那么蒋纬国是怎么得知自己不是蒋家血统的呢？这事其实跟宋美龄有关。
宋美龄在跟蒋介石结婚以后原本是怀过孕的，但由于在一次针对蒋介石的刺杀中受惊吓流产，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以“皇后”自居的宋美龄对此难免耿耿于怀， 这直接导致她与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之间存在某种类似于“宫斗”的关系。
这种关系促使宋美龄调查了蒋纬国的底细，因此在蒋纬国自己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宋美龄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
1941年的一天，蒋纬国当时已经回到了重庆，这天早上他来到宋美龄的书房里要给她请安， 不料宋美龄不在，蒋纬国的目光落在了书桌上一本名叫《亚洲内幕》的书上。
这是一本英文书，作者是美国人约翰.根瑟，书中写了很多当时亚洲国家高层的秘闻，民国高层也未能得免，因此这本书当时在中国是禁书。
蒋纬国翻开书，发现宋美龄在其中一页折了角，蒋纬国好奇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关于自己的内容，包括自己的生母是个日本女人，生父是戴季陶。
戴季陶由于是蒋介石铁杆，当时已经担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院长，蒋纬国平时管他叫伯父。
如今这本书居然说戴季陶是自己亲爹，蒋纬国第一反应是不信。可是蒋纬国仔细一回想，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自己偶尔去戴季陶家的时候，戴季陶总是十分亲切，自己也莫名觉得跟这个戴伯父很亲；戴季陶儿子叫戴安国，跟自己年龄相仿，而更相仿的是相貌，两人长得像亲兄弟一样。
反倒是蒋家这边，为什么父亲要对自己生母的身份讳莫如深呢？为什么自己跟父亲、跟大哥都长得不像呢？
蒋纬国的心中就这样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实际上蒋纬国在宋美龄书房里发现这本书是宋美龄有意安排的，为的就是让经、纬两兄弟之间产生隔阂。
蒋纬国决定动用自己的人脉调查此事。 蒋纬国此时虽然军衔不高，可身为委员长的儿子，国民党内部他还是有一定能量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蒋纬国找到了当年帮重松金子找到戴季陶的山田纯三郎，此人虽是日本人但跟同盟会交集匪浅，许多国民党元老跟他保持着联系。
山田纯三郎倒也爽快，面对蒋纬国的询问，他把当年他所知的重松与戴季陶、蒋介石之间的故事和盘托出。
蒋纬国大受震撼。
兹事体大，蒋纬国不敢相信山田的一面之词，思来想去，他决定直接找戴季陶当面问。
蒋纬国跟戴安国是从小的朋友，来戴季陶家也不是一次两次，可这次他见到戴季陶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戴季陶见状感到奇怪，问蒋纬国怎么了，蒋纬国于是把《亚洲内幕》上看到的事说了一遍，并问戴季陶， “这是不是真的？”
戴季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来一张蒋介石的照片又拿来一面镜子递给蒋纬国，然后站在蒋纬国面前问道： “你觉得像谁呢？”
一切尽在不言中，戴季陶的态度让蒋纬国明白了一切。
当时蒋经国已经从苏联回国，老蒋安排他担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已经明显是在培养接班人了。
蒋纬国也已经升任装甲兵教导总队第四团中校团副，原本蒋纬国内心深处还隐隐有跟蒋经国争一争的念头， 如今他明白了，无论怎么争，太子之位注定是大哥的。
蒋家作为政治家族，一家人之间表面和睦，暗地里的关系跟宫斗无异。 蒋纬国的这些底细，后来“太子”蒋经国也通过自己的渠道查了个明白。
蒋介石原本给两个儿子规划的是“经文纬武”，可随着后来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反攻逐渐无望，蒋介石也不得不做出了调整。
蒋纬国由于是在纳粹德国学的军事，因此对装甲兵十分热衷，到台湾后，蒋纬国就成了国军装甲部队的负责人。 不知是不是跟蒋介石学的，蒋纬国在军事上没啥建树，但几年下来装甲部队上上下下都插满了他的亲信。
1964年1月21日，真相至今扑朔迷离的“湖口兵变”发生了。蒋纬国的亲信之一，时任装甲兵副司令的赵志华毫无预兆地造了反。
这天上午十点，新竹湖口装甲兵基地的赵志华突然下令装甲兵第一师在集合场集合，随后他登台向一脸懵逼的官兵们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针砭时弊，痛斥腐败， 最后号召大家跟他向台北进发，翦除蒋“总统”身边的奸臣。
结果话刚说完，台下的几名军官就冲上来把赵志华按倒在地，一名上校下令现场官兵立刻各回各营……这便是湖口兵变的全过程。
这场“兵变”虽没有造成什么实质的损失，但对蒋纬国影响很大。虽然当时蒋纬国已经调任“陆军参大”当校长去了，按说并没有直接责任，但赵志华是蒋纬国亲信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
于是蒋纬国被蒋介石叫到官邸严厉训斥，老蒋批评他 “御下无方，识人不明”。
此后一直到蒋介石去世，十年间蒋纬国的军衔再没有升过，同时他也再没有担当过有实权的职务。
“湖口兵变”事件至今疑点重重，赵志华毫无预兆的突然造反，又被现场官兵“镇压”，整个过程十分荒诞。 有说法称这场闹剧实际上就是为了打击蒋纬国……
直到十多年后，蒋纬国才在强制退役前夕，通过宋美龄替他求情，让蒋经国给他晋升成了“国军上将”。
但实权职位是彻底跟他无缘了，1984年，他从联勤总司令被降为联训部主任。
参考资料：
遥远的和谐之蒋经国与蒋纬国特别的兄弟情 《档案》20131209期 北京广播电视台
蒋纬国如何借宋美龄‘上位’揭从中将升上将之路 人民网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