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年号来源,日本最初年号
国名，即国家的名称（包含主权国家和地区的名称）。通常国名是指国家的官方外交名而非简称。话说，中国古代所有朝代虽然不以中国为国名，但是，却又都以“中国”为通称。这种情况至晚明
国名，即国家的名称（包含主权国家和地区的名称）。通常国名是指国家的官方外交名而非简称。话说，中国古代所有朝代虽然不以中国为国名，但是，却又都以“中国”为通称。这种情况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即是“中国”。
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因为“日本”这一国名的诞生，至今仍是日本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吉田孝先生写了一本书《日本的诞生》，讲的就是日本诞生的历史。这本书里面的论点和论述是相当稳妥的，哪怕是成书到今天的20多年，这本书的大多数结论仍然很适用，不需要大篇幅的增减或是批判修正。如果，一定要对它做些什么的话，就是增补这20多年来的一些新材料，或者是一些新观点。
吉田孝（1933—2016），生于爱知县，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毕业，专业为日本古代史。在这本书里，吉田孝先生同意日本作为国号正式出现，并得到承认是大宝遣唐使的功绩这一观点。而且，从这一点出发，让读者作为大宝遣唐使的一员，从他的心理出发去了解那些曾经的故事。
在2004年的末尾，西北大学公布了一个墓志主人为井真成的墓志铭，这是一位去世在长安的遣唐使。他的这个墓志铭是目前为止，是最古老的明确标记了日本这一国号的史料。
以下便是这方墓志的全文：
贈尚衣奉御井公墓誌文并序
公姓井字眞成國號日本才稱天縱故能
■命遠邦馳騁上國蹈禮樂襲衣冠束帶
■朝難與儔矣豈圖強學不倦聞道未終
■遇移舟隙逢奔駟以開元廿二年正月
■日乃終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
■傷追崇有典詔贈尚衣奉御葬令官
■卽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萬年縣滻水
■原禮也嗚呼素車曉引丹旐行哀嗟遠
■兮頽暮日指窮郊兮悲夜臺其辭曰
■乃天常哀茲遠方形旣埋于異土魂庶
歸于故鄕
从墓志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井真成这个人是在开元22年的正月某日在长安的官邸去世的。去世的时候36岁，这里也明确提到了，“国号日本，才称天纵”。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的史书里，对日本的官方称呼一直都是“倭”或者是“倭国”等。
在旧唐书里，虽然，出现了倭国和日本一起的情况，但是，书里却没有正确的解释出“倭国”和“日本”的关系。而他的墓志上，是第一次明确的出现了对国号日本的表述，可以说，这也是唐朝对于日本逐渐认知的一个明确的表现。
然而，对于这位井真成此人的身份，却有好几种说法。
日本学界认为：他是前次遣唐使时的留学生，在跟随这一次遣唐使团出使返回日本的时候不幸身亡了，唐朝为了表彰他的勤勉给他赠官。对于他的名字，日本学界认为，他原来应该是姓“井上”或者是“葛井”。而他的单字井姓，应该是对中国单字姓的一个适应。
但是，对于他的身份，中国学者有所质疑。日本学者认为，他是前次遣唐使时的留学生，而中国学者觉得，他应该不是前次遣唐使时的留学生，而是这次遣唐使使团中的成员而已。但是，这样的理由，在墓志中却没有记载，也没有说他生前在唐朝的官职如何。
但是，如果他作为日本的留学生，这17年一直在唐朝学习，但却没有在唐朝当官，这便和唐朝的规定不符。
因为，他的上学年限远远超出了唐朝最高在学年限的规定。再一个理由就是，他死亡的地点是接待使团的官邸，这也暗示了他使团使节的身份。从他死亡以后给他赠官，并且，操办他葬礼的方式，也不像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能有的待遇。
由于当时遣唐使使团主要成员的姓名，在日本的史书里都有记载，而且，在记载里没有这些人在唐朝去世的记录。而那些没有记载的使节团成员，能否获得这样的待遇，这又是一个疑问。所以，井真成的身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墓志作为首个明确记载日本国号的史料，作为研究日本史料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在读《日本的诞生》一书时，可以对照他的经历和文中的观点，进行详细的了解研究。
当然，还有2011年公布的祢军百济降将的墓志。在西安，连续出土了很多祢氏家族的墓志，这是百济的大姓。他的墓志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在其墓志里也出现了“日本”一词。他去世在仪凤三年，比通常认为这一国号，出现在武则天在位期间的观点，早出了20多年。
在墓志里可以看出，祢氏一族，在百济灭国前便投降了唐朝。在投降以后，祢军还帮助唐朝镇压了百济的军队，也参与了唐朝使团出使日本等活动，最后，他在仪凤三年去世，享年66岁。虽然，墓志里没有记载他出使的年份，但是，看《日本书纪》，在公元664年665年的两次使团里，都有他的名字。
他的墓志之所以会引起关注，是因为在叙述他出使日本的时候，有日本余噍这一描述。这一描述一开始被认为，指代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但是，在联系上下文和认真排查行文用典之后。学界便达成了统一的共识，认为这里的“日本余噍”，指代的是“百济余民”，而非实指“日本”这一国家。
所以说，之前的那些激动的反应，是有些小题大做了，所以，这两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热度逐渐在降低。但是，不管怎么说，井真成的墓志与祢军的墓志在公布之后，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应，也吸引到了公众的目光，并让日本学界为之争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国号的起源，这一问题是多么引人眼球，又是多么的热度不减。反过来说，这也说明日本起源这个问题的永久性，也同样是这本书值得一读的原因所在。
参考资料：
【《日本的诞生》、《古事记》、《日本书纪》】
日本的国名由来
“日本”国名原来是大唐皇帝所赐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墓志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让贾麦明惊奇：在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里，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这块石头所传递出来的历史情感要复杂得多。这方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 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井真成墓志铭的意义
墓志铭显示“日本”国号至少在公元734年以前出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最早体现日本国名国号和日本作为国家被承认的国宝级文物，对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汉字词意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逻辑上分析，在日本本土看太阳是在东方海上升起的，因此最初日本人不可能称呼自己的土地为“日本”。这应该是古代中国人观看东方岛屿的感觉和称呼，被对自身知之甚少的日本人借鉴。
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古代中国还常以“扶桑”来表示日本。另外，东夷、海东、东洋、东瀛、蓬莱、瀛洲、蓬瀛等称呼也散见于中国典籍之中，可见日本各种名字与中国渊源之深。
自古以来，东方独大的中国自以为“世界中心”、“天下第一”，就自称“中华”、“中国”、“上国”、“天朝大国”，但以“华夷之辨”观念视外族为“禽-兽”，名字用“兽”或“虫”修饰，如“狄”、“蛮”、“戎”。惟独称日本为“夷”、“倭”，带个“人”旁，使得当时景仰中国的日本人十分高兴，认为中国毕竟把自己当人看。
何以最初称日本为“倭”？有人解释为，“倭”字带有“人”、“禾”、“女”字，因为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一些学者认为，称日本为“倭”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也称“大和”，“和”为“倭”的谐音字。
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在《旧唐书·东夷传》中，“倭”与“日本”分列并叙，《新唐书·东夷传》则单叙日本，不再有“倭”的名目，并对改“倭”为“日本”作了如下的说明：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所修，以上说法当有所据。从这段话看，“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其说是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说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使者略懂“夏音”（汉语）之后，发觉“倭”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称“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人称日本为“倭”，原本只是“和”的音译，本身并无贬义，所以，以其“恶”的说法难以置信。
再是说倭人改国号为“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认为日本“近日”，那只能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 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的人，并不见太阳从本土升起。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的影响。
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提供了一条罕为人知的证据，或许有助于解开“日本”国名来源之谜：“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原来，倭国是遵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意见才改国名为日本的。张守节系玄宗时人，离武后统治时期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据。如果此说确定无误，以上种种疑惑也就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