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协作到文化交流同出于中华文化的渤海国与日本为何外交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长河中，历代君主对于王朝巩固进行的方式及手段数不胜数。而最能够体现出国力的便是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能够表现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强盛，文化繁盛。根据史料记载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长河中，历代君主对于王朝巩固进行的方式及手段数不胜数。而最能够体现出国力的便是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能够表现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强盛，文化繁盛。根据史料记载，自秦汉开始，中国便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政策，东至朝鲜半岛与日本，西至欧洲非洲。中国外交对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震”渤海国与“奈良”日本，初建国的渤海国外交太平盛世的日本，关系紧张使得“外交”迫在眉睫
渤海国，又称“震”国，建立于公元69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靺鞨族为主导的政权，国民多为靺鞨人与高句丽人。又被称作“海东盛国”。首都为上京龙泉府，位于现在的宁安市渤海。于公元926年被契丹灭亡，历时229年。
公元668年，唐王朝一举扫灭了700年历史的政权——高句丽，而部落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拒不受唐王朝之命，武则天则命大将军李楷固与中郎将索仇斩杀乞四比羽，次年乞乞仲象病逝。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击败李楷固并且兼并了乞四比羽的部落众人，建国自号震国王。
后世所称“渤海国”的前身实则为“震国”，后被唐王朝册封为渤海郡王，进而成为了渤海国。
公元713年唐王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后，新罗深感渤海对于自身的威胁并在北境修筑军事防线，使其与渤海关系恶化。与渤海粟末靺鞨同属靺鞨民族的北方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时有冲突，也是威胁渤海国社会安全的一部分。
在震国真正成为渤海国时，与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进入了文化大进步的奈良时代。公元710年，日本天皇迁都至平城京，也就是现在的奈良。奈良时代的天皇主张重农耕、奖垦荒、修水利，社会经济以及劳动力得到极大地提升。同时，由于唐王朝文化盛极，其佛教兴盛，建筑特色，绘画雕刻以及乐舞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奈良时代是日本社会处于太平盛世的时代，但其中也是暗流涌动。对后世的弊端便是班田制无法顺利的实施。贵族阶级意图扩大私有土地，不断垦田，使农民不堪重担，无法继续生活下去，进而导致农民大量流失，成为贼寇，社会动荡不安。
所以，正因为渤海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想要对日本进行军事请求做出了外交的举措。
二、渤海国外交日本，主要依托社会环境、大国意识、文化及生产力三大方向渤海高王大祚荣之子，渤海国的第二代君王大武艺与公元718年即位。
“册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大武艺始终具有摆脱唐王朝的野心。想要从渤海郡国改变成为渤海王国割据自立的妄想始终没有削减过。不仅对唐王朝的指令置之不理，更是对唐王朝直接做出了不敬之举。唐王朝对黑水靺鞨进行册封，大武艺深感威胁，并要求其弟大门艺讨伐黑水部。大门艺为亲唐派拒绝讨伐，遂大武艺决裂大门艺，之后大门艺投奔唐，受到唐王朝庇护，渤海便与唐交恶。
大武艺对内强化君主统治，对外开疆扩土，使临近的新罗倍感威胁，并在北境修筑长城抵御渤海国。渤海无法与其合作和唐王朝分庭抗礼，于是把目标投向了隔海的日本，公元727年，大武艺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带去国书，试图建立合作关系。
723年，渤海进攻登州，唐向新罗求援。虽新罗战败，但是唐依然肯定了新罗的功绩并割地送之。新罗与唐对立渤海的局势愈演愈烈，腹背受敌的渤海多次向日本请求军事合作。
而对于日本，从政治，经济方面高度效仿唐朝的国家，其文化，生产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想成为一个东亚大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公元727年，渤海国遣使的到来正是满足了成为大国的内心。据史料记载，日本与新罗曾经发生过战役，日本虽然战败但从未停止过征讨新罗的野心，这也是渤海国与日本成功外交的原因之一。
同样，因为日本与新罗关系的恶化，导致前天遣唐使海路无法通行。但随着渤海国与唐王朝关系日渐缓和，作为极为渴求唐朝文化的日本来说，外交渤海国可以给遣唐使提供一个重要的途径。
历史上两国长期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关系，渤海国曾34次派使节到日本，日本也曾13次派使节到渤海国。而外交前期，渤海国请求军事协助才是主要请求。
三、渤海国与日本的前期外交主要以军事政治两大方面联合为主，后期转向语言文字、乐舞诗赋、历法与体育
渤海国与日本的前期外交主要目的是军事、政治方面的联合。大武艺初次遣日被称作
“为互相通聘之始”
此时并不以文化交流为主，这一阶段渤海国派出的使团多为武官，建立军事联系缓解渤海国孤立无援的困境。公元758年更是向日本传达了“安史之乱”的危急情况，引起日本的警戒。除了军事联盟外，也伴有官方经济交流，被称为贡物与回赐。官方之间的互赠交流方式始终保持，日本对渤海使节也根据官职等级给予不同赏赐，从而促使渤海国出访不断增多。
大钦茂在位期间共遣日11次，进一步加大了与日本的联系。公元762年，唐王朝册封渤海郡国为渤海王国，而渤海国也在大钦茂的统治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到了8世纪后半叶，交流的重点从军事政治协作，转变到文化之间的交流。
在两国的交流中，随着局势的变化，内容也在不断变化。渤海国派遣的使节由武官转变为文官，人数也大大增加，这些文官都是善诗赋的能者。他们与日本文士吟诗作赋的诗歌所表达的感情主要分为出使异国思乡之情、热闹融洽的宴会场景、使节回国，日本文士的饯别以及表达双方深厚友情。
“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
日宫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
渤海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语言也是多样性，同样文字也具有多样性。但根据渤海国和日本的国书与诗文的记载中发现，渤海国通用汉字。
由于渤海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音乐舞蹈种类多样。能歌善舞的渤海人创造出了“海东盛国文化”，成为了渤海与日本友好交流的关键，日本也派出留学生，学问僧不远万里学习渤海的乐舞。公元749年，日本天皇举办佛典，现场奏渤海乐，行及田舞、久米舞。
可见渤海乐舞对日本宫廷乐舞的影响。日本的乐舞也传扬到了渤海与唐朝，渤海使节回国时，日本宫廷挑选了一批舞女随船前往，前往渤海教授舞蹈并学习当地舞蹈，后渤海君王将部分舞女送至长安。
公元822年，唐朝天官制定新历，对日历计算各方面进行了优化，更为精确。新法由渤海传入日本，在日本使用三年后对比旧历更为准确，于是沿用至公元1684年，800余年的使用时间对日本历日算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两国交流还包括体育竞技：马球。这一项运动在唐朝极为盛行，比赛规则和现代曲棍球类似，破门一次得一分。在马上的竞技更是考验两国壮士的体能，更体现出军事上的较量。
渤日交流的多样性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培养了彼此的感情，实现了共同发展。
四、渤海与日本的积极外交，形成了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唐朝文化繁盛，渤海国接壤，自然学习这一优秀的文化。大钦茂统治时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学习汉字，唐朝的科举制度，大力发展诗词歌赋以及佛教礼仪。渤海国寺庙中佛像的神情服饰也都大与唐朝相似，这是精湛的唐朝手艺的影响。
日本作为封闭狭小的岛国，与中国距离十分遥远，孤立的环境刺激了日本人民对外界的好奇心。自隋起，日本不断的派出遣使前往中国学习先进中国文化，直到唐朝达到巅峰。不仅是经济、历法、文字，更是在历史中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词歌赋。
与渤海国的外交可以通过渤海间接的学习唐朝文化，还可以学习到渤海的自身文化。渤海可以说是文化沟通的桥梁，而日本与渤海又同出自于唐朝文化。
日本与新罗的关系恶化，使得一段时间内遣唐使无法进入中原学习。而与渤海外交的形成，正是打破了这一僵局。作为同出于唐朝文化的两国来说，交流更能够促进共同的进步与发展。
两国在自己国家政治有着共同特点：与唐友好往来，国家保持独立。虽然在经济利益上虽然有过摩擦，但是最终都产生了共赢的结果，形成了200余年的友好关系。
参考文献：
《旧唐书》
《渤海国志长编》
《文化秀丽集》
渤海国的外交
渤海国与唐朝保持着宗藩关系，与南面的新罗国一样是唐朝的属国。唐朝设立“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将新罗、渤海人一同列入外国人参与的宾贡科，唐德宗、唐文宗时曾下诏“中国人不合与新罗、渤海外国人交通买卖” ，这些事实说明了唐朝把渤海国看作是与新罗等同的“外国”或“蕃国”。但渤海与新罗不同的是，渤海不用唐正朔，有自己的年号，甚至自尊为“皇上”、“圣人”，新罗碑铭与文献中多自称“大唐新罗国”、“有唐新罗国”，而渤海的文书中则尚未发现这种辞句。可见渤海比起新罗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渤海与唐朝关系的亲密度、在大唐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也稍逊于新罗。 但这并不能改变渤海国在政治上从属于唐朝的事实，只能说渤海国具有对内和对外的二重性，对内是自主的，而对外尤其是对唐则是藩属国。最初渤海国被编为唐朝的一个都督府（忽汗州都督府），其君主只是郡王，名义上是唐朝辖下的地方羁縻政权。762年唐廷诏令渤海为国，但仍是大唐帝国册封体制下的一个附属国，并始终履行包括朝贡、朝觐、贺正、质子入侍在内的各项藩属义务，与唐朝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和密切的联系。
当时，渤海国王即位必须得到唐朝皇帝遣使册封方为合法，且频年向唐朝朝贡并遣子入朝宿卫。200多年的时光中，尽管也曾出现过矛盾、争端，并在大武艺时期爆发了一场战争，但从总体来看，亲睦友好才是唐渤关系的主流。渤海与唐朝的交通为“朝贡道”，即以渤海西京鸭绿府为枢纽，出鸭绿江口，至登州（今山东烟台），直抵长安城。唐渤贸易主要是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的，渤海向唐朝派遣朝贡使团132次，向后梁、后唐派遣使团各5、6次，每次都会得到唐廷大量“回赐”。除了朝贡之外，唐朝的登州是渤海向唐朝出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这里常年停泊着渤海的“交关船”。唐朝还在青州（一说登州）设置“渤海馆”，专管同渤海地区的商务事宜。渤海向唐出口的主要有虎皮、海豹皮、貂鼠皮、白菟皮、猫皮、革、马匹、羊、鹰、海东青、鹘、鲸鲵鱼睛、鲻鱼、乾文鱼、人参、昆布、牛黄、头发、松子、黄明、白附子、蜜、金、银、金银佛像、六十综布、鱼牙绸、朝霞绸、靴、玛瑙柜、紫瓷盆以及儿口、女口、奴子等等。进口的主要有帛、绢等各类丝织品、袍服冠带、粟、药材、金银器皿以及经籍图书等等。
渤海国深受唐朝影响，采用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上则积极引进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社会经济显著发展，同内地贸易岁岁不绝；同时广泛吸收唐文化，派遣大量留学生入唐学习，通过文献可确认的渤海留唐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解楚明、赵孝明、刘宝俊、乌炤度、乌光赞、高元固等，乌炤度等人还登唐宾贡科。从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的著名诗篇也可以看出渤海与唐朝的亲密关系和交融状况。诗中说：“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故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与新罗互为邻国，两国虽然同为大唐东藩，但关系紧张。大祚荣时期鉴于国力尚弱，曾短暂通好于新罗，曾接受新罗“第五品大阿湌”的官爵。 但其后两国在领土、经济、政治等利益上始终冲突，使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732年大武艺入侵唐朝，新罗应唐要求进攻渤海南部，但无功而还。后来渤海还曾试图联合日本夹攻新罗。到渤海末期，又发生新罗和渤海在唐朝面前的“争长”事件，新罗文人崔致远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自居“槿花乡”，蔑称渤海为“楛矢国”。 与此同时发生了新罗人与渤海人争夺宾贡科名次的事件。契丹灭渤海时，新罗还曾发兵相助。
唐朝对渤海和新罗分化离间的“以夷制夷”策略是造成两国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两国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但不代表两国完全绝交，《新唐书》明确记载了以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北青）为枢纽的“新罗道”的存在 ，《三国史记》亦记载新罗两次遣使“北国”（即渤海） ，所以渤罗两国尤其是民间应该还是有往来的。 渤海与日本的关系相当友好。据记载，渤海国从727年始，一共向日本遣使34次（3次遭遇海难覆没），日本则向渤海遣使13次，直到东丹国时期仍有遣日使臣。渤海曾开辟了穿梭于日本海的“日本道”，作为渤日两国往来通道。 “日本道”的路线从渤海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出发，到盐州（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港，横渡日本海，抵达日本门户太宰府（今九州福冈）或其他沿岸港口。也有从南京南海府的吐号浦出发赴日的。渤海早期对日往来，是由于与唐朝及周边部族关系紧张，因此想与日本结援，打开孤立的局面。758年以后渤海与日本又企图联合夹击新罗。但随着渤海立场变化，这种军事结盟关系也中止了，从762年开始，渤海不再派武臣出使日本，而改以文臣，渤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随之日趋频繁。在经济上，渤海向日本输出大虫皮（虎皮）、熊皮、豹皮、人参、蜜等土特产，从日本输入彩帛、绫、绵、罗、丝等丝织品。在文化上，两国使臣酬唱诗歌，互相输入音乐舞蹈，在汉字文化圈的交流史上书写了灿烂的一页。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不仅直接与日本交流，还扮演着唐日交流的中介角色。如渤海国协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归国、援助日本留学僧和留学生入唐和归国、转达旅唐日本人的书信和物品、传递唐朝的情报等。此外渤海国还向日本输入唐朝文物，如将唐朝《长庆宣明历》和梵文《尊圣咒》传到日本。
但是，渤海与日本的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因素，主要在于两国关系的不对等。渤海将对日关系视为对等外交，重视度次于对唐朝贡关系，这从渤海入唐使节多为大氏、而遣日使节鲜有大氏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大武艺与日本建交的国书中也有“通使聘邻”、“永敦邻好”等描述平等睦邻关系的语句。 但当时日本的小中华思想却极度膨胀，以“中国”自居，把渤海看作“蕃国”，将渤海来使视为朝贡，两国不能不因此产生矛盾。从753年开始，日本就要求渤海用藩礼，771年又发生了日本以渤海国书“违例无礼”而拒绝接受的事件，此后的渤日交往中又屡次发生日本以渤海国书“无礼”、“违例”、“不逊”或使团携带商旅为由而退还国书甚至拒绝渤海使臣入京之事。而渤海则坚持自主平等，维护独立的尊严。
日本要求渤海朝贡的依据是渤海为高句丽继承国，而高句丽则是日本的朝贡国，因此渤海有向日本称臣纳贡的义务，比如日本第一次要求渤海称臣就是援引高句丽旧例（“寻高丽旧记”） ，后来天皇致渤海的国书中也有“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大家（指渤海大氏）复基，亦占风而靡绝” 、“昔高丽全盛时，其王高武，祖宗奕世，介居瀛表，亲如兄弟，义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贡相续。逮乎季岁，高氏沦亡。自尔以来，音问寂绝。爰洎神龟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遣使来朝，始修职贡” 等语句。因此，日本称渤海国为“高丽国”或“高句丽”，称呼渤海王为“高丽国王”，其使节为“高丽大使”。日本派遣至渤海的使节或船只，则称“遣高丽使”、“送高丽人使”，或“遣高丽国船”。渤海国亦表现出继承高句丽的意识，如大武艺致日本的书函中有“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 ，大嵩璘致日本的国书有“向风之趣，自不倦于寡情；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氏”等。 关于该问题，有学者认为渤海以高丽自居并非对日外交的措辞，而是基于高句丽继承国的现实意识。 中国学者魏国忠等则主张称渤海为高丽国是日本单方面炮制的骗局，目的是诱导渤海称臣，并推测“高丽国”的称呼被渤海所抵制。 除了唐朝、新罗、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以外，渤海还与突厥、黑水靺鞨、回纥、契丹等游牧、渔猎诸部族与政权存在外交关系。突厥（后突厥汗国）是渤海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新旧唐书都记载大祚荣一开国就遣使与突厥交往。渤海刚建国时是称臣于突厥、受突厥保护的，突厥派驻“吐屯”进行监视；受唐招抚与册封后形成了对唐与突厥的两属关系，后突厥汗国衰亡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 而渤海投向突厥实为时势所迫，与突厥的关系并不睦，因此突厥衰落以后，就立刻摆脱与突厥的从属关系。 据史料记载，突厥曾于735年遣使渤海，要求渤海出兵助突厥攻击契丹与奚，但渤海武王大武艺却将使者扣留。 可见渤海与突厥已在此时一刀两断了。
对于继突厥而兴的回纥汗国，并无史料记载渤海与其发生关系。但从考古发掘出的突厥文石板、景教十字造型的陶质牌章等遗物来看，回纥人可能在率宾府（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一带从事商贸等活动，并把景教信仰带入渤海境内。
渤海人的祖先曾长期在营州与契丹人共同生活，并参与了契丹人发动的营州之乱，因而渤海初期与契丹关系不错，甚至在大武艺时期可能有某种结盟或默契存在。 但总体来说，渤海和契丹关系紧张，史载渤海国在西部边境重镇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 后来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讨伐渤海时，就称渤海为“世仇” ，日本醍醐天皇对东丹国使臣的诏书中也说：“朕闻渤海之于契丹，世雠之国也” ，渤海与契丹的敌对关系可见一斑。
渤海与黑水靺鞨也是敌对关系。大武艺侵唐即是因与黑水靺鞨的竞争而起。后来渤海对黑水靺鞨逐渐占上风，兼并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南黑水靺鞨诸部，设置州县进行统治，使其“不复与王会矣”（即不再向唐朝朝贡，而臣属渤海）。
唐朝对渤海交往态度的有何明显改变,改变又是为何?
月11日，上海博物馆邀请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李成市在上博观众活动中心进行了一场讲座，主题是“古代东亚中的新罗与渤海”。自698年渤海成立后的230年间，被大同江相隔的新罗和渤海两国，并存于朝鲜半岛南北两方。史书中有关新罗、渤海两国和唐王朝的频繁交流记载很多，但新罗与渤海之间的交流却鲜有记载，只是《三国史记》有两次新罗向渤海派遣使节的记录。关于两国的交流，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国虽然相邻，但并无交流，另一种观点认为两国存在频繁的交流。在这次讲座中，李成市教授讲述了历史上新罗与渤海两国的关系，与听众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李成市教授
八世纪上半叶的东北亚局势
讨论新罗与渤海的关系，首先要探讨8世纪上半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这是李成市教授讲座的第一部分内容。李成市教授从六个方面分析了720-750年间东北亚的形势。
第一，是新罗和渤海国的对立加剧。713年唐玄宗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对此新罗感受到了威胁。据史料记载，在孝昭王、圣德王年间，新罗在其北境修筑长城，这是新罗对唐加封渤海一事的军事应对。
第二，渤海与其北面的黑水靺鞨也呈对立态势。原因是唐朝与黑水靺鞨有联手的迹象，渤海因此抗议，认为二者在其背后施以压力。
第三，渤海与新罗、黑水靺鞨都呈对立态势，其背后又有唐朝的力量。受到大陆上的几方面的压迫后，727年，渤海国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想要建立协作关系。
渤海国的外交转向日本，还有一事件的推动。732年，渤海攻击山东半岛登州，唐朝请求新罗派出援军，渤海国和新罗由此交战。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新罗没有得到好处，且最终撤退，但是渤海国仍然感受到了危机。
第四，唐朝在735年承认了新罗的功绩，将大同江以南的部分领域割让给新罗，新罗在拥有这块地的所有权后，开始构筑军事防备，唐和新罗一起与渤海对立的姿态愈发明显。
第五，被孤立的渤海多次向日本寻求援助，特别是在750年代，渤海分别于752年、758年、759年频繁向日本派使节，寻求军事合作。面对唐和新罗的威胁，渤海愈发积极地向日本谋求联系。
第六，是新罗和日本的关系。新罗和日本的对立，一是缘于上述几方面的国际形势，二是两国原本就关系紧张。历史上，日本与新罗有在海上交战的记录。
所以说，八世纪上半叶东北亚局势紧张，而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正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形成的。
渤海为何与日本建立外交联系？
历史上，渤海和古代日本一直长期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关系，727年以来的200年间，渤海曾34次派使节到日本，日本则13次派使节到渤海国。两国的交往在古代日本的外交关系上有特殊的地位。讲座中，李成市教授分两个时期分析了727年以来的200年间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他认为日本和渤海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简单的友好关系。
渤海与日本交往的前期是从727年渤海第一次派使节到日本，一直到759年渤海第五次派使节到日本，之后的阶段是两国交流的后期。李成市教授认为，前后两个时期，渤海与日本交往的背景、目的、具体表现都有不同。
渤海第一次向日本派外交使节是727年9月，其背景是唐朝和黑水靺鞨联合起来对渤海造成了威胁，而在此之前，渤海与新罗的对立已经很明显了。从渤海角度看，除了东面，其四周都受到了外部的威胁，在此关键时刻，它向日本派遣使节。在外交孤立的情况下，渤海加强与日本的联系，寻求军事援助，希望日本牵制新罗，以谋得自身安全是其主诉求。前五次渤海国派到日本的使节基本都是武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军事战略意图。
尽管渤海国做了很多努力，但东北亚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缓解，之后新罗、渤海和唐朝甚至开始了直接的交火，这次战争的爆发与渤海内部的王室冲突有关，渤海国王的弟弟是个亲唐派，因为与渤海王发生冲突逃亡到唐朝，渤海与唐朝的对立态势因此更加严峻，732年9月渤海袭击了山东登州。这次战争对唐朝打击很大，唐朝请求新罗征讨渤海，新罗也应允发兵北境与渤海交火，但唐联合新罗征讨渤海的行动还是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