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滔天抗战时期日军在大同产供销一条龙用毒品毒化中国人民

1936年，日本的特务机关给大同地区派来了“浪人”，他们到处公开推销其“洋烟”，为日军公开侵入大同撒下了毒种。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

1936年，日本的特务机关给大同地区派来了“浪人”，他们到处公开推销其“洋烟”，为日军公开侵入大同撒下了毒种。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在大同为非作歹，大量种植罂粟，办起了公开毒杀中国人的“土药组合”公司，使数千万大同百姓惨遭其害。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日军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才算停止。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进一步扩大贩毒，以牟取更多的暴利，达到其毒化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1936年，“华北特殊化”以后，在张家口、太原等地，设立了“陆军特务机关”和领事馆。

由这些机关大量派遣以日本“浪人”为首领的多支贩烟队伍，甚至加以武装，到各地贩毒、寻衅、捣乱和进行特务间谍活动。

当时在全国最有影响的《申报》，曾载文揭露说：“日本浪人，派遣大批汉奸，携带毒品潜入晋境，暗中雇用流氓地痞代为运销。……所销毒款，按三七批分。如能大量倾销，尚定有特别奖励办法。”

接着又揭露说：“大量毒品，一系由津经平汉路运抵榆次，销行中路各县；一系由宣化一带运入晋南，销行河东上党各县；一系由平绥路运销大同，销晋北各县。”

可见，大同是日本浪人在山西贩毒的一个主要基地。

1930年代山西大同

所谓日本“浪人”，并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是一种有根有底的“无职业游民”。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由日本的作战军部收罗起来，加以特殊训练，以“浪人”名义打掩护，派到中国充当侵略中国的先遣队。

大约在1936年春夏之交，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就往大同地区派来一大群“浪人”。他们居住在大同北门外一个旅店里，随身带着成包的毒品，白白送给中国人吸食。

其中一个叫村中有利的“浪人”，勾结了几个民族败类，在城内太宁观街找了一处庭院，大门上挂上了“村中有利公馆”的牌子，在院内大开赌局，并无偿供给参加赌博的人以料面。

人们不了解“村中有利”是日本人的名字，而只理解为“从中有利”可图，并将其称为“有利公馆”，作为赌场的代名词。

每天，从这个“公馆”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流氓、二流子和赌徒之类的社会渣滓。地方的军警，因为有上级的命令，对这些日本人不敢过问，这个“公馆”好像成了日本人在大同城内开设的租借地一样。

后来，这个“公馆”越闹越凶，引起了社会上的义愤，于是，地方当局才不得不派了几个特工人员混入院内，暗中给几个领头的人物拍了照，过后在街上对照相片，逮捕了他们，并将大头目让裁缝立即枪毙正法。

1940年代山西和阳街

从此，人们才不敢再迈进“公馆”，这个为非作歹的地方才得以拆散。

与此同时，在北门外旅店内所住的浪人，除每天散发毒品外，还不时进城内寻衅闹事，不是买东西不给钱，就是坐人力车少给或不给钱，甚至还要殴打车夫。

有人质问他们时，他们就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瞪着眼说：“我们就是来捣乱，大大地捣乱的！”

有一次，一浪人由北门外强迫一辆洋车拉到市内北街辕门口，下车后，不给钱就要走，车夫向他要，他就殴打这个车夫，车夫气极，就索性和他扭打起来。

当时路口有一宪兵站岗，他自己拿出一元钱给车夫，劝说他不要和浪人扭打，以免惹祸。车夫回答道：“我拉的是日本人，不是拉你，为什么要你的钱？”

他没有收钱就怒气冲冲地走了。旁观的人都夸这个车夫是好样的，有骨气。过了两天，这个车夫身带匕首，专门到旅店门口等待那个浪人。

浪人一出来，他就主动上前请他上车。进城后到了辕门口，浪人照样下车后不给钱就要走，车夫又向他要，他反而口出恶言，并作出要打人的架势。

1940年代大同鼓楼

车夫怒不可遏，拿出匕首狠狠地捅了他一刀。岗口的警察，虽然也和围观群众的心情一样，暗暗称赞车夫的正义行为，但因上司有令，只好把此浪人送医院急救，并把车夫送警察局拘押。

后来迫于群众的义愤，警察局也只得将车夫悄悄释放出来。

这些浪人，不但在大同城内捣乱，而且还到城西口泉一带活动。一次，有三个浪人窜到城西的平旺村，进了一家姓屈的人开的小杂货铺，拿出一张日本钞票和一包料面换东西，店主人不认识日本钞票不卖给他们东西。

他们声称他们是“浪人”，不卖也得卖。店主人一听大为惊愕，跑到街上高喊：“我铺来浪人了！来浪人了！”

人们听见后，就拿叉耙、铁锹等农具出来驱赶。浪人前面跑，人们后面追，一直追了五六里才作罢。

这三个家伙跑到口泉以后，气焰未熄，公然在穆桂英坡街前，铺设地摊，亮出赌具和毒品，大嚷大叫地招引过往行人来吸毒或赌博。

1930年代山西大同日本人

人们一认出是浪人后，都远远避开，无人上钩。这几个浪人一看无法施展伎俩，才怏怏离去，返回大同。

疯狂的日本浪人还制造假象迷惑人们，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混乱。多年来，在大同兰池的街北口，有朝鲜人李维新开的一所医院，名为“维新医院”。

日本浪人来大同后，三天两头地往这家医院跑，故意和李大夫漫天攀谈，好像有多厚的老交情似的，让大同人怀疑李维新和日本人有勾结，是个奸细。

李大夫在此处境下，为了避开嫌疑，不得不关闭医院，仓皇离开大同他去。还有，当时大同矿务局白局长的妻子是日本人，浪人来大同后，也是三番五次去“拜访”她。

企图给她在中国人眼里也造成恶劣影响。此女子的品性很好，几次都给这些浪人吃了闭门羹。后来为了彻底摆脱他们的纠缠，她索性离开了大同，到北京开了一个酱油店，隐姓埋名，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浪人在大同的活动足有半年之久。在枪决了让裁缝以后，群众对浪人的活动已恨之入骨，要求地方当局向张家口日本领事馆交涉，该领事馆一口否认浪人是他们有组织地派遣的。

李服膺，山西省崞县人，保定军校步兵科第五期毕业。与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等人被称为阎锡山的十三太保。

当地驻军李服膺部激于义愤，采取了果断行动。一天夜晚，他派兵包围了旅馆，限制浪人们的行动。

由于浪人反抗，士兵开枪打伤了他们几个人。这帮家伙看见势头不妙，再难以在大同地区立脚了，便和张家口取得联系，撤回了张家口，后又流窜到内蒙一带活动去了。

1937年深秋，日军在经过柴沟堡、天填、阳高几次大屠杀以后，侵入了大同。到了年底，整个大同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

从一时的表面现象看，大同地区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遭受到日军的大屠杀。但实际上，大同人民在后来的七八年中所受到的鸦片毒害程度，较之于公开屠杀更为深重。

最为可恶的是，七七事变前的那些私贩毒品的浪人，已摇身一变成为公开贩毒的某商会或某公司的大老板了；过去的暗中转运、推销也变为公开的、合法的、有日本“皇军”武装保护押运的大规模经营了。

1930年代山西大同鸦片专卖销售场所

一批又一批的毒品分送到大同各地，然后由地痞、流氓、汉奸们分别出售给乡村的民众、城市的居民和矿上的工人。特别令人憎恨发指的是，他们为了更便利地毒害中国人民，竟在大同提倡种植鸦片。

大同地区有过两次栽种鸦片的历史，后来被禁绝了。但是一些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利益的农户和一些不务正业的大烟鬼，仍时刻盼望政府能施“仁政”，准许栽种鸦片。

日军就利用这一弱点，打着“王道乐土”的招牌，首先实行的第一个“仁政”，就是在“蒙疆地区”准许大量种植罂粟。从全省范围来看，仅1940年，全省种植鸦片的县份便有56个，种植面积达55900余亩，日本占领者从中征收的“烟亩税”，竟占其本年“财政收入”的15%有余。

大同地区遂成为主要种植罂粟地之一。在这里，差不多所有的水浇地都种了鸦片，其中有大部分水浇地是强迫或引诱农民去掉栽种的黄花菜而改种罂粟的。

当时，只要人们走出大同城，便会看到遍地的“洋烟花”。大同地区的583个自然村，有近百个种上了罂粟，占全部水地的95%。

相比之下，粮食作物的种植大大减少，粮食大大减产，农业经济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所以，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

《日中鸦片战争》：1933到1945，伪满洲国烟民数量1300多万人，主要在20-35岁之间，占整个烟民的70%以上

为了全面地控制罂粟花的生产事务，日伪政府在中心地区张家口、宣化、呼市、大同等地设立了“清察榷运署”，专司其事。地方上也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

在大同地区，每到春季种植季节来临，日伪县政府的“清查署”和县公署便将种鸦片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下设“特产科烟政股”负责具体事务。

他们负责到各区公所，自然村布置具体任务，登记造册、丈量土地。

烟农为了能少报亩数，必须向丈量人员行贿，官署的日本人指导官等也深明此中奥妙所在，所以每逢派人下乡丈地，就公开讲：“这是让这些人去发财。”

表示对工作人员的施惠。因此，这些丈地人员下乡后就可以放心受贿。除此以外，一些非丈地人员，如日伪官员、警察、便衣等也乘机下乡，诡称丈地，实向烟农勒索钱财。

收割季节一到，又马上派人催交税务和烟土。

1916年9月，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贺来佐贺太郎正式向大隈重信首相提出了《支那鸦片制度意见》

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大同城内出现了“大烟土店”、“土药铺”、“土药草堂”等店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开始公开自由地买卖和经销鸦片生意。历史名城重镇的大同，到处扩散着鸦片的毒烟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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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到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行了一种阴险毒辣的毒化政策。

实施这种毒化政策有两个罪恶的目的：一是通过公开兜售鸦片、吗啡和海洛因，搜刮社会财富，以毒养战；二是最大限度地麻醉中国人，以减轻他们对侵略者的抵抗，达到强化殖民统治的效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指出，日本的鸦片专卖机关“不过是奖励使用麻醉品的征税机关而已”。

王宏斌著《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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