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日本殖民地,巴西的人口稀少原因是什么
对“移民”一词，辞海中的解释是：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人。也就是说，当你移民到某个国家，那么就成为了某个国家的人，并以移民国家公民自居。
但这个“普遍共识”对20世纪前
对“移民”一词，辞海中的解释是：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人。也就是说，当你移民到某个国家，那么就成为了某个国家的人，并以移民国家公民自居。
但这个“普遍共识”对20世纪前期，在巴西的日本移民却不适用，对于他们，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身在巴西，心在日本”。
20世纪移民巴西的狂潮席卷了两个国家：日本和德国。日本自1908年开始到1942年断交，共向巴西移民18万人，再加上其他国家进行的二次移民，使得巴西的日本移民数量已达20万人。
而德国就更厉害了，据统计，德国移民巴西的约有100万人，是日本的5倍之多，虽然两国都向巴西进行了大规模移民，但因为两者目的、文化的不同，使得两国在巴西的移民社会状态也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说德国，德国大规模移民其实是带有“任务”的，其性质和抗战时，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性质一样，希望通过人口来达到“占领”的目的。
就巴西德国移民社会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便宣传要把巴西变成一个“新的德国”。——《美洲简史》
因此，为了控制美洲这片沃土，纳粹德国的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一时期巴西境内约2000所德语学校与3300个德国人团体，以及各种考察团、旅行团，都成为纳粹德国在巴西开展间谍活动的中心。
这一特点的存在，便决定了巴西德国移民社会必须采用一种外向型、扩张型的姿态，各种机构的设立、各种团体的结成都是为了保证本国势力能够在巴西得以顺利扩张。
但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则不同，日本政府将国民送到巴西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国内的人口过剩问题，并利用这些移民向母国源源不断的汇款，来获取近代化高速发展期所急需的资本。
日本当局并没想过“占领”巴西，只是借助巴西的资源缓解本国人口压力，甚至帮助建设日本经济。
在这样的特点之下，再加上“日本人行为模式中所具有的强烈集团主义倾向” ，使得巴西的日本移民聚集到了一起，建立起了数量众多的“封闭式”日本人移民地。
之所以说“封闭”，是因为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会运作体系，包含医疗、教育、安全等几乎所有正常社会拥有的体系，而管理这些体系的正是日本驻巴西领事馆。
在领事馆的领导下，移民社会中的各种机构与团体成立的根本目的，是确保日本政府对该移民社会的有效控制以及移民对母国的忠诚。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以领事馆为桥梁，日本政府向巴西日本移民社会投入了人力与物力，在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不同领域设立各种团体对其进行控制，以确立移民们身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
当时，几乎每一个日本移民聚集地都设立了至少一所日本人学校，成为了国内军国主义、国粹主义教育在异国他乡的延伸。
截至1939年，共有486所这样的学校散布在巴西境内大大小小的日本人聚集地。“弘扬日本精神、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切”成为了教育的主旨。
为了保证“忠君爱国”思想在移民社会能得到彻底的灌输，日本政府甚至向这些学校派遣了教师和军队教官。
并通过日本图书、日本电影等多种手段确立日本移民、尤其是第二代移民担负起日本雄飞海外的使命感，同时“万勿失却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信念”。
这便决定了巴西日本移民社会与同时期的德国移民社会截然相反，呈现出了一种内向型、保守型的姿态，以维持该社会的纯洁性，从而确保其对母国的忠诚。
因此，当纳粹德国千方百计利用其本国移民来扩张自己在拉美的势力，甚至鼓励他们与巴西本地人通婚，以取得巴西国籍的时候，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却在竭力控制自身的对外交往。
一方面，在移民社会内部，建立了各种完备的社会体系以减少移民对巴西社会的依赖，除了学校、医院、出版等，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甚至构筑起了一套自身的邮政系统。
另一方面，它体现出极强的排外性，各种社会组织几乎都明确规定了外国人不得加入，至于与当地人通婚，就更鲜有人尝试了。
即便在早期日本移民社会内部男女比例失衡，许多达到适婚年龄的日本男青年宁可迎娶素未谋面、仅从老家寄来的相亲照片中挑选出的日本女子，即所谓的“照片新娘”。
部分移民甚至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专程回国娶妻，也不愿与巴西当地人通婚。
可以说，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已经具备了，自身从上到下的一套统制机关与社会运作体系，宛如巴西国中的“国中之国”。
但该社会体系形成的背后，所透露出的是日本移民所具有的“暂居客”心理。
1915年，日本在夏威夷的移民向母国的汇款就达到了250万美元，之后陆续回国的 10663名夏威夷日本移民所带回的巨款也促进了其家乡的经济发展。
尝到甜头的日本政府于是加大了对该政策的支持力度，并在移民募集过程中，大力宣传移民海外所能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
当时，在警视总监与外务省通商局的首肯下，皇国殖民会社发行了一本名为《舞乐而留国情报书及航海者心得》的宣传册，上面写道：
“每日，一个三口之家可以获取最多 3元60钱的纯收入。”
参照当时日本小学教师入职工资10-13元、银行职员月35元、通过国家公务员上级考试者月50元的平均工资水准来看，移民他国确实意味着飞黄腾达。
由此，“巴西”国名按其日文发音被译为“舞乐而留国”是再贴切不过了，而传闻中巴西的主要作物咖啡，也被世人视为“黄金树”。
移民巴西的日本人主要由贫苦农民与无权继承家业、靠长兄抚养的次子与三子构成。不难想见，因为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均居于劣势，财富成为他们此时最重要的诉求。
“陶醉在移民募集员编织的黄金梦中，迫不及待地签订了契约。这边的青年方才放言五年后必携五万元巨款衣锦还乡，那边便叫嚷着不挣满十万誓不回国，其举止言谈间仿佛财富已然到手”。——《日裔巴西移民史》
由此，当时响应这一号召的日本人群情踊跃，更有部分民众以自费的形式前往巴西。
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移民之所以愿意远涉重洋，前往位于地球另一侧的未知国度，是基于他们在那里能够挣得大量财富，而当他们达成各自心中的预期目标之后，是终将荣归故土、光耀门楣的。
这也与他们期望改善自己生活境遇与社会地位的初衷是一致的。对他们来说，在外国的成功并非自我价值的实现，只有把这个成功带回祖国后，才具备了相应的意义，否则如锦衣夜行。
因此，移民巴西不过是他们漫长生涯中的一段“外出打工经历”罢了，只是在时间与距离上相对来说较为长远。而巴西不过只是一个“临时住所”，自己不也仅是此“住所”中的“客人”。
存在于移民中的这种“暂居客”心理无疑是承袭自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在传统的日本社会中，如果将自己定义为别人家中的客人，即便身处其中，也并非属于其成员之一。
这也意味着他不需要对这个“家”负有任何责任，自己也是对方照顾的对象。但作为回礼，他需要保证自己的言行不会对别人家的家风产生不良影响以及为对方增添麻烦。
同样，既然自认为是巴西的“客人”，那么自己即为受到巴西照顾的对象，遵从巴西的“家风”则是理所当然的。而诸如将日本宗教带到巴西，或是参与巴西国内的政治生活等，都被视为给“家主”增添了麻烦。
因此，战前日本移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神也好，佛也罢，政治家也罢，我们都把他们留在了日本，只身前来。”
此外，若不幸亡故于巴西，也被移民们视为“客死他乡”，如当时流传于移民社会的一首歌谣：
原只望衣锦好还乡，
而今方知比梦还渺茫，
终归只能落得客死他乡无人葬。
虽然那时的日本移民不会清晰的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这种心理，但他们却无意识地将这种“暂居客”心理反映到了上述诸如此类的日常言论及歌谣之中。
而这种“暂居客”心理的存在，也取代了其身为移民的自觉。它虽然使日本移民对融入当地社会持消极态度，但加强了其内部的凝聚力。
在此，我们应当特别注意此时日本移民的特殊状态：一方面，他们存在并生活在巴西社会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却认为自己仍是日本社会的一份子而拒绝为当地所同化。
而在这种“暂居客”心理影响下构筑起来的巴西日本移民社会，自然也会反映出相同的特征：一方面，它存在于异国之中；另一方面，它与母国紧密联系而拒绝与当地社会发生关系。
但同时，巴西日本移民社会与母国看似紧密的联系实际上又是如此脆弱，当30年代末期，巴西当局开始禁止发行外语刊物的禁令出台。
之后的1942年1月28日，因日本与巴西国交断绝，使得日本领事馆及外派官员被遣返回国之后，这个孤立、排外且在语言文化方面固步自封的移民社会，与外界的联系便被完全切断了。
所以裕仁在8月15日向日本国民宣布战争结束之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并没有随着母国日本一起步入“战后”，而是定格在了战时，并以“战时日本社会”的姿态在战后的巴西社会中存续下来。
因此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时，要求这个活在过去的群体迅速转向，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导致这个群体产生巨大骚乱，甚至一度发展到恐怖袭击、暗杀的程度。
而日本移民心中对祖国必胜的信心之强，就算巴西政府澄清日本已经战败，也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坚信“神国不败”，所谓的“日本战败”都是谣言，是敌人打击他们手段而已。
直到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合约的签署，日本与美国等国家实现媾和，再次重启日本向巴西移民活动，使得巴西日本移民再次与母国联络上，在母国的安抚下，躁动的日本移民终于平息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