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两大文化巨擘对话:世界的希望在中国197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跟日本人池田进行了人类未来的探索,汤比因告诉池田大作:“世界的希望在东方”,池田充满期待。然而汤比因接着
197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跟日本人池田进行了人类未来的探索,汤比因告诉池田大作:“世界的希望在东方”,池田充满期待。然而汤比因接着告诉他:西方文化行将就木,人类的希望的确在东方,但是不是日本,“东方的希望在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全球!”
这次长达2年的漫谈式对话,最后被写成《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
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一个日本的社会活动家,他们的谈话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有!
汤因比(1889·4·14—1975·10·2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者。
池田大作(1928年1月2日—),国际创价学会会长、创价大学创办人,日本第三大党公明党创始人,宗教家、作家、诗人、摄影师,获联合国和平奖、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人道主义奖、爱因斯坦和平奖。中国授予他中国艺术贡献奖、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以及“中日友好和平使者”、“人民友好使者”称号等。
文化理念的天然不同:西方在“分”,中国在“合”
文化如同人体内的血液,周流全身,为身体提供养分和能量。但血液的先天免疫力有强弱,有的兼容性较强,免疫能力就强大,有的兼容性差,免疫力就微弱。
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具有兼容并蓄的特性,虽然诸子百家有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的不同,但天人合一的观念深入人心。
西方灵与肉的分离,把最高权力归之于上帝,人间任何形式的统治者就不能成为绝对崇拜和尊奉的对象。在哲学上的反映则是“心物”二元论,认为世界是由两个相互独立不能相容的主体构成。
这种文化的差异反映在国家治理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三权分立与民主集中制,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再比如对立与统一。
以应对疫情为例,中国面对疫情,国家力量可以调动一切资源用于抗击病毒,全体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因而能取得抗击新冠病毒的节节胜利。
而美国总统跟州长吵架各有依据,谁也不服谁,个人自由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终于导致全国疫情泛滥不可收拾。
《展望二十一世纪》在“前言”中就开宗明义:中国的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包括与日本的神道教,都能协调共存而形成了当地的生活模式。相反,西方宗教是排他性的,具有依仗暴力强制推广的倾向。例如,十字军东征,再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对墨西哥和秘鲁土著民族的强行信教等。
因此,汤因比强调:人类必须不断自身弱性,努力适应宇宙万物的自然性,而将自我奉献给宇宙万物,实现自我与“终极的存在”合为一体,“终极的存在”并非一切宗教的人格神,而是一种自然存在,在中国它的名称叫“道”,这就是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西方正在陨落,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在过去的300年间,“欧洲中心主义”可谓甚嚣尘上,而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并不被世界看好,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形下,汤因比也给人类的发展走向给出了坚定的答复:“将来在文化上统一世界的是中国。”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属于他的祖国英国,20世纪属于殖民地新兴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属于东方的古老文明国家中国。
西方不能引领人类未来文明。激烈竞争下的西方世界,民族国家思想狭隘,因利益追求造成的人类社会的灾难与灭亡在所难免。解决这一灾难性问题,唯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这样的使命是西方社会无法完成的。
西方自从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而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西方对世界的武力征伐,使世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在武力和经济技术上的双重作用下,西方价值、西方标准凌驾一切文化之上。
然而这只属于“技术层面”的“统一”,不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西方社会内部四分五裂,更没有办法为世界提供一个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因此它不具备为世界建立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
如果仅仅依靠国家间、地区间、社会间的民主协调来解决问题,那么人类社会很可能会陷入无尽的争吵和争端中,并最终走向衰落,雅典在民主争端中走向衰亡就是镜鉴。
那么世界出路在哪里?
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在与池田的断断续续的2年对话里,汤因比给出了答案: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也和希腊、罗马一样有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其宝贵经验是: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
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的认识,超越其他民族,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理念,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最符合新世纪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中国的三教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都存在着合理主义思想,使中国人能够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由于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
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限扩张,正如老子所言,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物壮则老,水满则溢”的阶段,关于西方文明衰落的也不只汤因比一家之言,比如尼尔·弗格森的《西方的衰落》,内奥米•奥莱斯基《西方文明的崩溃:从未来看今天》、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等。
汤因比认为:“中国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身的文明……是的,很快,中国将醒来!”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动。”
“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
“人类无需对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感到恐怖。1999年人类不会灭亡,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结”。
历史研究的文明史学观
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文明的相互接触
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恰恰是相互接触的。文明的相互接触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在汤因比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这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发现和解释的动力。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通过分类,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有意义的。而且,在研究事实时必须抓住要点,并加以比较。和对历史的决定论的解释不同,汤因比相信,人类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可以学会如何做出选择。只要学会同超越人类的现实达成和谐关系,人类的这种选择就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实现政治与精神的统一
汤因比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人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目标、思想和行为,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汤因比看来,由于过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关系的网络。当代人类正共同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汤因比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但是,他强调,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实现。西方将把它过去五百年中的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
中国在历史与未来的作用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像汤因比这么期待中国对世界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汤因比对中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