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凡骅中国之治追求的是善治

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 邢帆
采访嘉宾：祁凡骅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之治不同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守夜人”“有限政

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 邢帆

采访嘉宾：祁凡骅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之治不同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守夜人”“有限政府”的治理，而是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治”。中国之治为何能走向善治，其中蕴含怎样的智慧？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祁凡骅。

中国是“有为”政府而非“有限”政府

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西方一些国家主张“小政府”，认为政府是“守夜人”。中西方对政府的理解有何差别？

祁凡骅：中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西方假定政府是“必要的恶”，而中国文化一直认为政府是“善”的，比如我们传统文化中讲“父母官”，“父母”是善的，这跟西方完全不同。譬如在民众心中，特别是一些涉及安全性的产品，相较于私营企业，大家普遍更愿意相信国有企业。

结果就是，在中国，人们对政府有更多、更大的期待。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冬天，每一家门前的雪，必须自己清理。如果因为没清理导致从这路过的人受伤，责任要自己承担。而在中国，除雪如果没做好，承担责任的是政府。为了让社会良好的运转下去，我们的政府要做的实际上比西方政府多得多，因而政府的规模也要比西方大得多。

治理模式好不好，首先要符合一个国家文化，民众是否接受。其次，要看治理的效果，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否提供量足、质优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社会的公共问题解决的效果如何等等。这些方面都做得好，我们就说这个治理模式就是有效的，而不是脱离实际，在“真空”中谈论政府应该怎么怎么样，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有为”政府等于“大包大揽”吗？

祁凡骅：“有为”政府不等于“大包大揽”。有一种理论的逻辑是，原来主要由政府单方来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现在由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共同参与，以解决公共服务领域当中面临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事务单靠政府一方，没办法来解决，特别是有些国家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并不是很强。

但是，当试图让政府管得更少、其他主体参与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种“搭便车”行为，即一些治理主体抱着“就算我不做，总会有别人做”的想法，使总体效率降低；或者发生“公地悲剧”，每一个人、企业、团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最终因资源有限而引发冲突，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最极端的情况下，连党派都加入利益争夺。

美国的枪支管理是典型的案例。恶性枪击案频发，制度始终没有变化，其主要原因就是两党制下的政治弱化。共和党担心失去持枪者的选票、失去步枪协会的经济支持，放弃了正义的原则，放弃了枪击案受害者的利益。

中国治理不仅让弱势群体活下去，还要让他们活得好

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街边出现大量流浪者，往往是社会力量救助，政府可以不管，这在中国是可能的吗？

祁凡骅：在美国人看来，成为流浪汉，不愿意工作，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别人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帮助，但不需要采取措施帮他们摆脱流浪汉的身份，也很少有人会认为，帮助流浪汉是政府的责任。

而中国不一样，我们不但要给流浪汉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还要为他们提供发展的可能，这和我们的扶贫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对待弱势群体，不是简单的满足于让他们活下去，还要让他们活得好，能够更多的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其他国家很少有这样的追求，也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一点。

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西方治理无法调和选民利益，中国治理如何能做到追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祁凡骅：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治理的规划如何真实地反映民众的具体诉求。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这就必须要保证，出台的治理方案和规划，不能只是看起来很美好，结果民众却不认同不理解不接受。一定要建立长效机制，保证民众能参与到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来，保证治理目标真正反映民众的诉求。

其次，要体现出地区差异，我们国家目前地区差异依然很大，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民众的生活习惯、思维意识等差异，很多时候想靠一刀切解决问题，不是问题反弹就是出现新问题。

最后，就是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给地方、具体的执行者和社会留出尝试和创新的空间，解决好秩序和活力的关系问题，不能因为秩序而失去了活力，反之，也不能因为活力不顾秩序。

政府主导与社会活力不矛盾

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有为”政府责任大、能力强，是否意味着社会参与度的降低？

祁凡骅：中国近几年的治理变革，特别是基层治理，推得最多的模式是浙江的“枫桥经验”，这种治理模式在架构设计上就是要社会参与，让社会组织、民众都能参与到基层的治理当中来，大家共同承担责任，这样的话政府的负担也会减小，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则会更大一些。但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依然是主导力量。特别是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因为党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通过政治的要求，通过党员本身的自我行为的典范作用、奉献和投入，来解决公共治理当中的一些问题。

西方普遍接受的治理理论，实际上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世界银行会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很多时候援助的条件就是要对治理体制进行变革，采取小政府的模式，让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但是改革了若干年之后，特别是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一些国家，最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本身政府的治理能力就很弱，又让政府退场，让社会主体来做，实际上造成了新的混乱。那么大家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治理体制变革的前提是政府本身具备较强的治理能力，才能为主要的基础性的秩序提供保障。

【编辑：张玲】

美国官员马尔帕斯当选世界银行行长，会给世界金融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什么美国人能够执掌世行长达 73 年之久？

马尔帕斯是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在特朗普参与选举的期间曾为其担任选举顾问，并且为选举的资金募集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马尔帕斯当选世界银行行长只会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特朗普所推行的美国优先原则，在世界金融框架体系内为美国创造更多的便利。

在 4 月 5日，世界银行董事会一致批准马尔帕斯当选世界银行新一任的行长。届此，美国人已经领导这个世界组织长达 73 年的时间，并且这一现状很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根据彭博社的消息，马尔帕斯很可能于 4 月 9日起正式任职，其任期为五年。马尔帕斯今年 62 岁，现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早在老布什执政期间他还是负责拉丁美洲经济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可见他的资历颇为深厚。此次受到特朗普的提名想必也是为了能够夯实美国对于世行的控制权。

世界银行顾名思义应该是面向世界的银行，为什么其掌门人一直是美国人出身呢？乃至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都被美国牢牢把控？

（下图为世界银行新任行长：马尔帕斯）

世界银行是按照股份公司的原则设立，凡是会员国都需要认购世行的股份，一般认购股份的多寡都是按照该国的经济实力而定，还会依照该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缴纳份额的大小综合评定。

然而最最重要的投票权，就与该国所认缴的股份的份额成正比。世界银行所推出的大大小小的决策事项都需要会员国投票决定，其中的利弊得失也在投票过程中得到权衡与妥协。

美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所认缴的股份约占据总份额的 17%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通过的比率都是 85% ，换言之：哪个国家拥有了超过 15% 及其以上的投票权，谁就拥有了绝对的“一票否决权”，而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投票权的占比都在 15% 以上。

因为拥有了绝对的一票否决权，所以世行一直牢牢把控在美国人的手里。同期，我国在世行投票权的比重在 4 -5 %的区间，和美国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中国之治的内涵是什么？

“中国之治”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1、“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担当是“中国之治”的最基本保证。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核心，没有成功的党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国家建设，所谓“中国速度”其动力就在于党的引领。

我们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保证党始终带领全国人民走在复兴之路上。可以说，党的自我建设与中国的治理成功密切相关。

2、“中国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决定》提到，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正是实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腾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良好的治理，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性的最佳证明。

3、“中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中国之治”的一大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一方面，“中国之治”是以人为本的治理，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人民是“中国之治”的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之治”在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可以说，“中国之治”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治理。

4、“中国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更意味着对一个文明的治理。“中国之治”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命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秘密所在。

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号角。中国的治理模式激励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治理模式，也启迪西方社会走出治理困境，为人类文明演进贡献中国智慧。

扩展资料：

“中国之治”是大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之治”首先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在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树立了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的政治权威，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医疗与教育水平，而这些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同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了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提升。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之治”新方向

怎样理解“中国之治”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

“中国之治”来自人民：“中国之治”的一大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

“中国之治”为了人民：“中国之治”是以人为本的治理，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中国之治”属于人民：人民是“中国之治”的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之治”在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

扩展资料：

“中国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更意味着对一个文明的治理。“中国之治”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命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秘密所在。

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号角。中国的治理模式激励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治理模式，也启迪西方社会走出治理困境，为人类文明演进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