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同发展对象谈话记录 党支部同发展对象谈话记录模板

作者:王(深圳市委党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党的形势、任务和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何适应从地方执政到国家执政的新形势，如何面对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

作者:王(深圳市委党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党的形势、任务和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何适应从地方执政到国家执政的新形势，如何面对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新形势，如何承担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新任务，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亟待解决的新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号召全党重新学习，善于学习，努力学习，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学习建设新中国。

一个

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为了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49年2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重新审定了一套12本的《干部必读书目》。这套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教材。1949年至1953年，国家不仅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大量中译本，还翻译了《列宁选集》(两卷本)、《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以及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两卷本)。1953年，中央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配备了强有力的编译人员，进一步加强了翻译出版马列著作的计划性，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64年2月，中央作出指示，要求高级干部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坐下来认真学习，补课。同时，中央印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选目录(草案)》，提出30本书，各地从中圈出，组织地委书记以上干部阅读。对于能读这些书的县委书记，也要适当鼓励他们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养成好学、有思想、钻研理论的习惯。

这一时期，出现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50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文选》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作品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本人的主持下进行的。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出版、印刷和发行《毛泽东文选》的指示，对《文选》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作了进一步的统筹安排。《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一卷出版的第一天，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前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买选集了。各地党组织通过社论、评论、广播等多种形式，号召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快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和第四卷分别于1952年、1953年和1960年出版。《毛泽东文选》的出版是我党教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党的理论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还出版了一本和一本《毛泽东选集》。a本适合一般干部，B本适合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196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要求，从中央到县(团)委一级的所有干部，特别是重要负责干部，都要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们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其他哲学著作。

突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全党努力学习，掌握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所必需的知识。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学习《共产党党史》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内容，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对全党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尤为突出。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党委成员的信中提出了读书的建议。他指出:“我建议同志们读两本书。一、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本书用心读三遍，跟着一起思考，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者说不正确的，或者说模糊的影响，作者在某些点上不是很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以后有时间可以再看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后来，毛泽东建议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二卷)。在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阅读《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三版第二册)；有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书会，再读一遍。国庆节前，我看完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学习建设国家的文化知识和技术。建国初期，我们党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当时研究苏联涵盖了政治、经济、工业等各个领域。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专家详细讨论新中国的建设。除了留学，我们自己也进行各种学习。建国初期，一半以上的干部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1950年12月，国务院提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希望通过学习培养自己的教授、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队伍。1956年，在第二次全国干部文化教育会议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扫除政府官员中的文盲，在五至七年内将所有区级以上政府官员提高到高中和小学毕业的水平。

在党员中开展党性教育。1961年11月，在全国开展了以党的基本知识和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教育，使每个党员都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党的优良作风是什么，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联合编写了《做一名好共产党员》一书，作为各地教育培训的教材。这些教育在全党深入开展，对于党员坚定政治理想信念、明确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深远意义。

二

中央领导组织读书小组开展读书活动。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学习形式。毛泽东一方面向领导干部推荐书目，另一方面建议读书要“三五人一组，逐章逐节讨论，要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让他们通读”。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59年12月10日起，毛泽东与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一起，开始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学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三版，第二册)。本次阅读分别在杭州、上海(在火车上)和广州进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读完了第二卷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以及结论。毛泽东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的谈话被整理成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也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海南岛疗养期间，刘少奇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三版，第二册)，并专门从北京邀请了王学文和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加入学习小组。从1959年11月2日到11月22日，刘少奇花了20天时间阅读了整本书，并举行了9次学习讨论。在每次讨论中，刘少奇都做了系统的发言。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省委书记林立明，海南地方和驻军部分领导也参加了座谈会。周恩来在极为繁忙的公务活动中，在广东从化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三版，第二册)。周恩来读书会的参加者主要是中央部门和一些省份的负责人，其中包括几位理论家。这个小组每天早上讨论三个小时。在最后三天里，周恩来作了八个小时的总结讲话，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推动下，全党同时开展了学习运动。

通过党校等干部培训系统开展学习。党校作为领导干部学习和培训的主要渠道，早在革命时期就已建立，但系统的党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建立的。1953年9-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全党的理论学习，研究了加强党校工作的问题。1954年7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的邓小平提出建立全国党校教育网。同年12月，中央作出《高中级干部轮训和党校调整方案》，决定建立由马列学院(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并对三级党校的培训对象和教育课程作出了明确规定。由此，全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党校教育网络，党校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同时，部委党校、直属机关党校、国企科研院所党校也相继成立。这是党在延安时期建立正式党校教育以来的又一大发展。党校教育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机构设置和教学内容上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独立体系，成为培养和锻炼党的干部的重要基地。在这个阶段，党校培训大大提高了各级党的干部的文化知识。

通过短期培训班进行轮训。在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新的学习运动后，1961年9月，中央决定“在全党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本次轮训采取短期培训班的形式，主要针对县委书记和党员中相当于本岗位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县级以上各级党委书记和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化、教育、外事等)党委书记。)县委书记以上。地委、县委第一书记，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都要参加这个轮训。这个轮训计划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分批完成培训。轮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重点解决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各地基本实现了中央确定的目标。

这一时期，干部党员中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如雷锋、南京路上的郝八连、王进喜、焦等。党中央号召向他们学习，毛泽东等领导为相关学习活动题词。

三

学习将是党对执政考验的回应。建国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管理城市、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几乎为零。这对我们的政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他强调:“经济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有些我们熟悉的东西要闲置了，不熟悉的东西在逼着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所有的专家学习经济工作(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崇拜老师，恭敬而诚实地学习。”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学习对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至关重要。通过学习，党克服了困难，掌握了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党领导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三大改造，胜利实现并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要成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央领导在学习活动中率先垂范。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内有一百到二百个同志系统地而不是零零碎碎地、实事求是地、一点一点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增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是党内良好学风形成的重要基础，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根本保证。这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出了表率。毛泽东是勤奋好学的典范。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先后6次建议和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并以自己的读书实践促进了领导干部的学习。1958年，他把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读了三遍，并作了评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亲自指导了这项研究。他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他问有没有看，说看了一点，不多，有些自己也没看。他还希望党内同志团结起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天的5点50分。他被医生救了出来，读了7分钟。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有9万多种图书。在中央领导的示范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树立了真正学以致用的榜样，而且构成了学习活动的龙头和骨干。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学习。毛泽东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它，掌握的目的在于运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解释一两个实际问题，你就会受到表扬，哪怕你有所成就。你被解释得越多，越普通，越深刻，你的成就就越大。”中国成立以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但这种研究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着眼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结合我们事业当前的实际问题去研究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去研究书本要好得多，也容易理解得多。当前，研究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该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以便清醒地认识和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正因为如此，党在理论的指导下，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时，党及时总结执政实践中取得的实践经验并迅速推广，充分发挥它们的指导作用，使党迅速提高理论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只有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才能学得生动、深刻、有效。党中央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这一时期探索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有价值的重要理论观点。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短时间内建成，就要分为不发达和相对发达两个阶段。不应该废除商品交换，应该重视价值规律。这些理论观点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本质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我们党一个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通过学习，全党干部的文化结构得到迅速改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得到提高，党的领导干部基本实现了从熟悉革命和战争到懂得执政和建设的转变。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一次我们学得并不差。进城后，我们迅速恢复了经济，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的学习，使我们成功地巩固了政权，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充分说明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来源： 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