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甘肃】战略要地的文化阵地——汉魏晋北朝的凉州《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沙武天武威,曾被称为“凉州”,是今天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城市。
【追溯甘肃】
战略要地的文化阵地
——汉魏晋北朝的凉州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沙武天
武威,曾被称为“凉州”,是今天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武威在历史上曾是陇右西部的一个大都市,也是中原王朝的西域重镇。但古凉州的历史故事、边塞情怀、民族统治、繁华文化,往往让这座曾经的胡汉之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么,汉魏晋北朝的武威县和凉州城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呢?
凉州在河西走廊的历史地位
就河西走廊的整体格局而言,凉州所在的武威,无论是历史位置还是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不仅是河西走廊最大的绿洲之一,也是汉代以来人口最多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无为县,户数七万七千五百八十一,人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下辖十县,有古藏、修图、吴娈、艾薇、苍松、宣威等。
毫不夸张地说,纵观中世纪历史,自汉代以来,河西走廊长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中心。在河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融合从未停止。这种融合表现在宗教、文化、艺术、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由于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应该是世界文明这条错综复杂的道路中最有规律、最集中的地区。随着中亚粟特胡人的进入,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实际上已经成为粟特胡人这一国际商业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沿着走廊城镇沙洲(敦煌)、瓜州(安溪)、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建康(高泰)、凉州(武威),形成了胡人居住在中国的文明景观。其中,唐天宝年间敦煌沙洲东部从化乡的胡人移民就有1400多人,规模空前。再如迁居丝绸之路重镇、长安北门原州(固原)一带的粟特后裔姓氏,自称是来自河西建康的“飞桥”氏族。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凉州亭与判官夜集》中写道:“弯弯月亮升挂城头,城头照凉州。凉州十万户,胡人半弹琵琶。”带有浓厚胡风格的社会生活成为凉州历史的一大特色。
事实上,根据敦煌汉代烽火台遗址出土的粟特古书,早在西汉时期,敦煌和河西武威就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三国时期,曹魏敦煌太守仓慈从官方角度保护胡商利益,给予优惠政策,鼓励胡汉通婚。隋朝时,宰相裴举被派往河西,掌管丝绸之路西域尚湖,皇帝杨迪不远万里巡视张掖。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原皇帝到过河西的事件,充分体现了隋朝中原王朝对河西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丝绸之路商业的发展。之后“商旅过江,路漫漫其修远兮”,丝绸之路一帆风顺,最终“天下之富,莫过于陇右”,达到顶峰,为唐代文明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至于凉州在河西的重要地位及其繁荣的历史,《郁芳纪要》中记载:“唐朝全盛时期,河西、陇右有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其他各州皆富。”《开元天宝遗作·宣宗西凉府观灯》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某年上元元宵节,唐玄宗在商鞅宫展示了大量的灯,各种灯都整修一新,非常漂亮。这时,一个叫叶发山的道士对唐玄宗说:“天下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今夜京城的灯火,但凉州还不错。”玄宗很惊讶,就让道士带他去凉州。道士让他闭上眼睛,很快滕空就到了凉州。玄宗真的看到了“郡为凉州,物同仙境,红楼明如昼,夜明如春,徜徉之人,千银烛,十里尘”。在凉州看完元宵,玄宗在叶发山神功的影响下回到长安宫,楼下吹歌还没结束。故事虽然荒诞,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凉州的繁华。
东汉魏晋凉州
西汉后期,随着西汉内部矛盾的激化,出现了“天下大乱”的现象。这一时期,由于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环境,加上前汉王朝的大力发展,河西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于是出现了都荣“保河西”的现象,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河西成为了都荣的“遗产地”。“天之安未知,河西之富,河之固也。张掖属于全国精锐之兵,一旦急了,足以止河津,所以自律就够了。这个遗产也在这里。”据史书记载,都荣充分团结了凉州的地方豪强,加强了自己的统治,任命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势力代表梁同为武威太守。可见,武威在都荣保护河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时期,永州改为凉州,设凉州刺史。整个西北都在凉州管辖之下。到东汉献帝时,由于河西人换频,难以管理,“河西四郡,凉州,分永州”,汉朝以来形成的河西四郡基本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三辅郡皆属西域”的现象,“凉和”,没有凉州建制。凉州曾经出现在黟县,也就是今天的甘谷,大大降低了凉州在河西的效力。这一时期的凉州范围很广,辖陇西、汉阳、武都、晋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十郡,以及张掖、居延。在这种行政格局下,中原王朝治理凉州的成效远不如前,而河西频繁出现的胡强作乱现象使得“河西之战,绝无胡强之患”。因此,在汉安帝、汉灵帝时期,朝廷出现了“弃凉”思潮。以邓骘、司徒崔烈为代表,面对陇右河西羌胡叛乱带来的压力,建议朝廷放弃凉州。这一建议遭到徐雨、郎朗·富歇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得到张秋玉的大力支持。最后弃凉的建议没有被皇帝采纳。在详细分析凉州地位的重要性时,徐雨指出:“凉州弃之,即塞三辅;三是塞,园在陵外。事情不是这样的。俗话说‘关Xi将出,关东将出’,可见其兵强马壮,实已过豫州。”本文从地理位置和武装人才两个方面分析凉州的重要性。富歇又给灵帝举了一个例子,分析凉州的重要性和弃凉的危害性:“今天,凉州是天下最重要的地方,国家正在保卫它。......如果允许左立的俘虏在这里生活,他们会变得强大。因乱,天下忧,国家深忧。”凉州作为一个天下为中心,国家为中心的地方,可以说把对中原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凉州历史地位的公正评价。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重视河西,延续汉武帝以来的河西格局。魏帝曹丕设凉州,以顾臧为凉州总督,任安定太守邹琪为刺史。这是武威作为凉州总督的开始。更有意思的是,刘备的蜀汉政权曾经非常重视河西。刘备曾说“必须取得凉州”(《三国志·列传》卷三十二),于是制定了所谓的“凉州战略”,先后让蜀汉大将马超、魏延、姜担任凉州牧或凉州刺史。蜀汉政权如此重视凉州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旦蜀汉取得凉州,占领河西宝地,他们就可以随后包抄陇右,挺进关中,与蜀汉势力共同完成对曹魏的合围,最终实现汉霸的复兴。最后,虽然凉州因为力所不及而无法实现这个野心,但是可以看出凉州在三国时期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魏太傅以为凉州,由刺史引一名无极校尉,护西域,如汉室故事,至晋始改之。”(《晋书·地理》)曹魏重建凉州,“分河西为凉州”,选拔优秀人才到河西任职,如魏康、邹琪、张继、文晖、孟建、徐淼、王浑等。,曾担任凉州刺史,与凉州地方家族合作,共同治理河西。可以说,凉州的安定繁荣是曹魏完成统一霸权的重要因素。
“五凉”时期的凉州
在五梁政权中,梁倩、侯亮和北梁曾经统一过河西走廊,而南梁和西梁从未完成统一河西走廊的事业。梁倩、侯亮、北凉三个政权都曾建都,南凉、西凉分别建都于西宁、敦煌、酒泉。因此可以认为,南梁、西梁之所以没有完成统一河西走廊的大业,显然是因为没有占领凉州的中心区域。
凉州成了中州百姓避河西的首选。张氏家族在治理河西期间,十分重视河西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建设。在前凉时期,古藏城经历了大规模的重建和改造。史书上说是张茅时期“大城古藏,为凌俊台而建”,张浚时期在古藏城南建城,使凉州城“诸侯设险,武官再收”。极大地吸引了前来避难的中州人,成为他们在河西的首选。当然,这也和凉州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些千里迢迢从中原赶来的避难者先到了凉州,有条件的可以在这里定居。
凉州是地方政权统治下的丝绸之路的交通中心城市。前凉时期,河西割据局面形成。考虑到河西走廊自汉代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交通的要道,中亚与西域商人与胡的便捷往来,再加上中原的动荡,极大地阻碍了正常的丝绸之路交通。因此,在五梁时期,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各大城市成为河西割据时期中西的中心城市,凉州无疑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的外交交往转变为与五粮液政权的交往。这不仅发展了凉州的经济,丰富了凉州的物产,也提升了凉州在当时的政治地位。
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入,河西在文化上也进入了一个独特的时期。“五凉”时期河西走廊政局相对稳定,为汉传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五粮液政权实行“文教并重”的基本政策,造成永嘉之乱,导致“宪章礼乐,消亡而成闻所未闻”(隋书牛鸿传)的现象。在传统商科教育基本荒废的情况下,河西处于一隅,文化独树一帜。梁五代政权非常重视文化。“凉州通张铁路后,河西秩序稳定,经济富裕。它不仅是中州人民的避难所,也是难民迁徙的地区。百年以上的纷争在所难免,但比河北山东略胜一筹。故河西之士,尚可喘息而育子,家之士,自以养己而续家业。”(陈寅恪《隋唐制度源流略论》)五凉时期,文化、教育、学术复兴,河西传统经学、史学教育兴盛。一些学者在河西著书保存和弘扬文化,出现了五凉学术繁荣的现象。其中张氏、西凉李氏在陇右颇有名气,在家族史上很有名气,其他民族政权也很重视文化。河西有一群儒家大师,他们不受世俗的影响。他们勤于读书、著书、开馆、收徒,使汉文化在河西得到传承和发展。酒泉的、马季,武威的段成根、达,晋城的宗勤、赵柔等,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学者。他们著书立说,在河西设立公私学术图书馆,讲学之风盛行,其中代表人物有郭虞、宋宪、刘芸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隋唐文明的高度发达,与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对汉晋以来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密切相关。
凉州与魏晋北朝丝绸之路文明
自汉代以来,凉州在中原王朝使臣与西域和中亚的朝贡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丝绸之路交通形成的凉州具有自身特色的物品和文化,成为中原人心目中的神秘之地,比如来自河西的天马及其传说。天马形象的典型代表是武威雷台的青铜奔马,因而有“凉州大马,跑遍天下”(《张进桂传》)。魏晋时期,凉州成为丝绸之路马匹最大的交易市场之一。《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记》记载:“梁遣使出使西域,称其为‘杨坚之草’,以银钱奉诸王,故十余国献于朝鲜。大湾献车马千匹,皆汗血,专诸,五色,冯英,沈林,珍奇五百余种。”
凉州还有葡萄和美酒。早在《魏文帝凉州葡萄圣旨》中,曹丕就高度赞扬凉州葡萄。“凉州葡萄味长汁多,是解酒佳品,他国之果,胜于他国。”另据《三祖志》记载,汉灵帝曾在政务上侍奉张让,凉州人孟陀以“蒲萄酒为礼,即拜凉州刺史。”这件事后来被传为笑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葡萄之歌》讽刺道:“酿为佳酿,令人饮足;给你带个桶,去凉州放牧。”故事记录了汉代官场腐败的一幕,但我们也看到了凉州酒在内地的宝藏。在唐代,“夜光杯葡萄酒”对中原人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而“曹词”中,也可以看出凉州果不错。
至于来自凉州的“西凉乐”,源于西域龟兹的乐舞,后于五凉时期传入河西。在全凉州和巨渠孟勋,称为龟兹,定名为秦汉纪。(《隋书乐记》),它应该是通过与凉州地方胡乐的融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地域性乐舞。其浓郁的河西风情,加上凉州给中原人民带来的强烈的丝路印象,使得西凉在北魏吴泰时欣然被引入内地,成为魏周时期的“国艺妓”。西凉乐从隋代的九个艺妓一直流传到唐代的十个艺妓。这种音乐可以说是凉州在历史时期对音乐的巨大贡献,也是凉州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们从内地考古新发现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武威、古藏、凉州不仅是北朝隋唐时期来到中国的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地,更重要的是,凉州往往是他们“故乡”的所在地。特别是魏晋以来,居住在长安、洛阳的胡人频繁记载祖籍为武威、古藏或凉州。出土长安唐安陵节墓志铭记载“我先为武威大妈,从安西之国亲王而来,在汉任职,故我在家。魏、周、隋以后在罗京做官,所以是幽州陆毅人。”安陵节度使一家从汉朝来到长安做人质。他们明明是中亚安国的质子,却自称古藏人,显然是依附于它的。Xi安北郊出土的北周通州萨班加墓志铭记载,他是“古藏长宋”,其母是武威长宋人,属汉族杜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安家墓,安)。这是在Xi北郊出土的北周石君墓。墓志铭记载石俊“先居西域,后为中国人史”,曾任“凉州萨保”(Xi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北周石俊墓杨均凯撰)。帮助李唐在河西夺权的安归姓、安秀仁,以及在李世民夺权时的“玄武门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安元寿,都是唐朝突厥大军到达长安渭河北岸,李世民单独会见突厥可汗时凉州粟特安氏集团的代表。唐玄宗初年(公元710年),集团“唐元杰”之一、后任唐玄宗龙大将石,在李旦及其家族政治势力的帮助下,他的墓志铭称他为“武威人”。这样,中原粟特胡人在追溯个人家史时,仍有不少以武威、凉州为家县的例子。我们知道,即使是武威凉州的粟特人,他们的祖先也有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国家,然后他们就生活在凉州,他们的后代或进入军队,或经商,或做官,进入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但从这些墓志铭中可以看出,他们一直强调自己的祖先来自武威凉州。显然,在他们的文化认同中,地处河西的武威凉州,值得夸耀和书写。其实这一点也说明了凉州在中世纪丝绸之路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汉魏晋北朝的凉州,作为保卫陇右、孤立羌胡、开放西域的河西走廊上的交通枢纽,成为、张贵等有识之士的首选,也是中原动荡局势下各大家族的“传承之地”。凉州被五大政权视为河西及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凉州成为十六国时期文化的沃土,培养了一批魏晋士人和名人,留下了同时期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文化遗产,使凉州文化得以发扬光大。除此之外,凉州在中西交通上的独特贡献,在佛教史上的辉煌一页,在民族多元文化史上的篇章,都是凉州在中古历史灿烂星河中的耀眼光芒,值得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凉州及其文化的巨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