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平简介 司马迁的一生经历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曾经是太史令，却因为保卫李令战败而被阉割。但他忍辱负重，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努力完成了中国第一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曾经是太史令，却因为保卫李令战败而被阉割。但他忍辱负重，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努力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被誉为“史家绝唱，离骚无韵”。司马迁的生平事迹主要记载在《史史公序》和《保人》中。班固根据这些材料，在《汉书》中写了一部《司马迁传》，记述了这位伟人的历史、思想和精神。

清末名臣左唐宗早年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二马，经济南阳卧龙。”一副对联包含三位古人，用得非常贴切。不能说是一部巧妙的作品。三大古人中，“南阳-卧龙”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也就是蜀汉名将诸葛亮，左自号“晋亮(当代诸葛亮)”。因此，他在对联中也自诩“卧龙”。至于“西汉二司马”，指的是司马迁和司马相如。

也许有人会问: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赋家，为什么左还要把历史学家司马迁和《文章》联系在一起呢？其实在古人眼里，司马迁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唐代文学家韩愈曾称赞司马迁的文章“雄伟、深邃、典雅”，认为他是西汉四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杨雄)之一。刘渊还推许司马迁“严而洁”，即文笔苍劲凝练，无华而不实的笔墨。那么，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是如何成长起来并获得如此高的历史地位的呢？

“被遗忘”的司马迁

司马迁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写过史记，为李陵辩护。好在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了《太史公序》，简要记述了其家族祖先的姓名，以及其父司马谈及其两代修史的经历。但这篇序言对司马迁其他经历的描述过于简单，以至于后人对司马迁的生平、仕途、交游知之甚少。由此看来，司马迁似乎已经被历史遗忘了。

从自述来看，司马迁是秦将司马错的后代，但到了汉初其家族已经衰落。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吴泽，只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官员。虽然他的祖父司马Xi被封为五大功臣，但他没有官职。司马在朝廷的地位始于其父司马谈。

司马谈是一个博学的知识分子。据司马迁回忆，他不仅研究道家和儒家，还精通天文和星象。梁武帝即位之初，任命司马谈为太史令，负责天气和星历，长达二十余年。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

司马迁生于哪一年不得而知。据他自述，他大概生于汉景帝末年。他“十岁背古文”，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了环游中国的旅程。他南下浙东，沿江西折腰，直抵湖南，登九嶷山，再到水原、响水流域拜谒屈原、贾谊。回程先去文水、汜水谷，瞻仰孔孟等儒家大师留下的遗物，然后转向南方，从楚到梁，再回到都城长安。在这次“强巡”中，司马迁不仅饱览了风光，还走访了许多名人居住的地方，收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考证了一些传闻的真伪。这段经历给司马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他撰写《史记》的重要依据。

回到长安后，年轻的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这时候汉武帝想联系大月氏、大夏等国，于是任命司马迁到西南尝试开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行动失败了。司马迁逃命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司马谈病重，不久就去世了。司马谈死后三年(武帝在位三年，前108年)，司马迁接任太史令。继承父亲的遗志，除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占卜、历算、观星之外，还致力于撰写一部从五帝到现朝的通史，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然而，司马迁上任不到十年，就卷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汉朝第二年(公元前99年)，汉朝大将李陵率军出寨，与匈奴作战，因寡不敌众被迫投降。就李陵而言，本来是徐图打算忍辱投降的，但是汉武帝听信了李陵为匈奴练兵的谣言，下令处死李陵全家。司马迁不顾得罪武帝的危险，挺身而出为李陵说话，被愤怒的武帝交付廷尉审判，判处宫刑。据司马迁回忆，此时他有自杀的念头，以避免受辱。但因为写作失败，他最终选择了忍辱负重的道路去写书。

平心而论，汉武帝很欣赏司马迁的学识。虽然是他让司马迁蒙受了极大的屈辱，但也是他任命司马迁为刺史，并在他受罚后成为自己的“机要秘书”。但此后，司马迁虽然成为了皇帝的亲信，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从史书中消失了，仿佛消失了一般。直到郑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巫术被处死，司马迁才重新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并附有名著《报任安》。

在《报任安舒》中，司马迁向友人倾诉了非罪被重罚的痛苦:“所以忍辱偷生，不肯在污垢中离去的人，恨其自私自利，鄙夷世人，文采不展于后。”任安劝他向梁武帝推荐人才，司马迁在信中答道:“与其躲在山洞里，不如做闺阁大臣！故从俗浮詹，俯仰与时，以通其狂。今天，邵青教提倡人才和学者。指仆人私指有错吗？”这个时候，司马迁的名声和官位已经不重要了，他唯一的追求就是尽快把史记写完。

司马迁的晚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我们知道他最后完成了《史记》，但不知道《史记》是什么时候写的，也不知道他去世的确切时间，更不知道他作为梁武帝的亲信大臣起到了什么作用。然而，这或许正符合司马迁的心愿:历史遗忘了他，却一直铭记着史记。

历史学家的记忆记录

对《史记》最著名的评价是鲁迅的《离骚》(中国文学史大纲)，一部历史学家的杰作。前五句讲的是《史记》的历史地位，后五句讲的是它的文学价值。评价简短准确，真是妙笔生花。

《史记》为什么是“史家的绝唱”？在《史记》之前，记载前人言行的文献只有“录言”和“录注”两种。《计燕》的代表是《尚书》，主要记载了古代人的言论，但对言论为什么产生、起什么作用的记载并不详细。“编年史”的代表是《春秋》，按年月记载事件，但文字节俭，前因后果仍模糊不清，更谈不上详细记述参与者的言行。战国中后期，逐渐出现了将“言”与“事”联系起来的作品，如《国语》、《战国策》，以诸侯国为分类标准，记录了各国人民的言行。这些作品比原著内容更丰富，记载更详细，但仍未脱离“录词”和“录注”的范畴。而且这些作品中记录的言论和事迹都是独立的片段，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读者想要寻找某个人的生活和行动，或者某个系统的发展过程，只能自己复制整理。这无疑很不方便。

司马迁撰写《史记》，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传记体。他以“纪”为纲，用“家”和“传”记录重要人物的言行，用“表”记录年月复杂的细节，“书”则是法规的汇集。这样，《史记》就在这个世纪的指挥下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书中各部分相辅相成，简单的没有意识到它的省略，复杂的没有意识到它的冗余。读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阅读，记录历史的功能更加完善。所以后世正史采用传记体的写法，也难怪梁启超有“史学界毛泽东推司马迁”的评价。

更何况司马迁先后做过圣旨和圣旨，可以看到很多官方书籍和档案。他在编纂史书时广泛使用了这些材料。比如汉初的英雄列传中，关于战功的记载就来自官方档案《功勋簿》，这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司马迁年轻时曾游历天下，对山川、古迹的情况很了解，也采访过不少名人的后代。当他听说秦国用水攻打魏国时，他亲自视察了大良城，果然在城墙上看到了水的痕迹。他到韩信的老家淮阴侯，看到韩信母亲坟旁有一大片空土地。他知道韩信为他母亲预留了“守千冢”的地方的传说不是假的...到了写《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已经把自己的经历都写在了相应的内容里，使得《史记》的内容更加详细。

特别难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向现在的权力屈服，在为英雄和重臣做传记的时候也没有回避他们的问题。比如韩安国在魏启后窦颖被迫害的时候，龚聪明奸诈，霍去病对士卒不闻不问...司马迁说出了这些不光彩事情的真相。班固说:“自刘向、杨写了大量的书，都说他们有很好的迁史，说他们善于点事，说他们不俗，说他们品质好但不俗，说他们文笔直，说他们是真实的记录，就是说他们不假不美，不藏恶。”这是西汉以来学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共识。被称为“历史学家的绝唱”，实至名归。

那么，《史记》为什么叫《离骚无韵》？这主要是因为《史记》的文学价值同样突出。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鸿门宴”，项羽、项伯、范增、张亮、樊哙各有各的个性，呼之欲出。再比如《陈家》中对朝政的巧妙处理，《淮阴侯传》中韩信被贬为侯后的失意，《张书传》中万的谨小慎微都历历在目。前人说:读《史记·侠客传》，有舍身为义的豪情；读《屈原传》和《贾谊传》，我为他们流泪；读庄周、陆仲连的传记，是一种隐逸观念；看《李广传》，差点要打起来；读石剑川会让你重新谨慎起来。史记的强大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感受。他在写到屈原和贾谊的坎坷时，突然在“屈虽松口，却妒他，顾楚”这句话下面插上了自己的评语:“谁也不傻，谁也不贤明，谁也要忠于自己，谁也要忠于自己。但是，当他国亡家破的时候，他所谓的忠臣不忠，而他所谓的圣贤不仁。我感到相当难过。历经磨难的司马迁，胸中自有一番委屈。在《史记》中，他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情感，类似于屈原的《离骚》。金圣叹在评论《屈原与贾生列传》时说:“(司马迁)借其命，令我一泪。“真是太史公的知己。但是，司马迁和屈原一样，没有让挫折和悲伤控制自己，而是把自己的情绪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史记》能成为《离骚无韵》，情感的推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总的来说，《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名著，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在史学史上，它是中国传记史书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史学走向成熟和独立的重要标志。在文学史上，它与汉赋融为一体，继承了《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写人注的方法，并加以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风，为后世所推崇。今天，我们在历史和文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史记》的辉煌成就仍然被我们铭记。

功德追父，一千年对历史来说太伟大了。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了司马迁在他身后是非常孤独的。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行为都已失传，只有《史史公》的序言保留了一些痕迹。但是，换个角度，司马迁活在后人的记忆里。《史记》完成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在西汉末年为世人所知，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指出:“司马师古书实录产生，故可参考仲尼之意，可将楚汉之诗、书、左传、国语、史本、战国策、春秋之言合而为一书。”世世代代，史家不能改法，学者不能弃书。六经之后，这是唯一的办法。“在古代尊六经的背景下，这是学者所能做出的最高评价。

许多学者将郑樵的《史记》与六经相比较，认为他太有名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会觉得郑樵的评价并不过分。《说文解字》解释“史”字说:“史，记事之人。”殷商、西周时期，有官员以“史”之名，掌管占卜、天文星象、文书决策。他们记录了朝廷的政治命令，君主和大臣们的言行——所谓的“背单词”和“记录笔记”。这也是他们的职责，但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以“史”为名的官员，与其说是历史学家，不如说是占卜、星历、法规和国书管理员的专家。

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时代，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也没有“史学”或“史记”的概念。司马迁的《史记》，在他看来是“明王朝写《史记》、《诗经》、《礼记》、《乐记》之时”，也是“集遗补艺之言，成家之言，学六经而传异说，杂语百种”。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孔子整理古代文献、撰写六经的工作(这是古人的观点)，整理、编纂古代文献，从他个人的角度决定是否采取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走向成熟，最终与《春秋》学人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梁启超称司马迁为“历史的伟大始祖”，太史公称其为“历史的创造者”，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司马迁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突出的“沟通”精神。他是在“百家争鸣”被儒家思想淹没之前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头脑里并没有尊儒的思想。他虽然推崇孔子和“六经”，但并不排斥百家争鸣的杂说。以这种思维为先导，《史记》自然会有“明白”的色彩和“六经并传异事，百家杂语井井有条”的精神。司马迁广博的学术背景，以及对国书的绝佳获取途径，在“会通”精神的指引下，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如你所见，《史记》记载了诸子百家的观点，也记载了各种人物，有帝王将相，有文人学者，有商人游侠，也有占卜师。众生相，百家争鸣，一书皆出类拔萃，是后世20多本官书无法比拟的。这样就不难理解《史记》取得了史学经典的地位，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

关于司马迁一生的成败，郭沫若的诗有最全面的评价，可以作为本文的结尾:有一个美丽的龙门，郁忠在龙中。先学空再发财，文章出类拔萃。只有当你对斧头感到怜悯时，你才比霓虹呼出更多的气。继他父亲的成就之后，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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