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初期最困难的是什么，创业过程要经历的三个阶段

我以前在央视录过一个词，叫”无数困难，从不动摇”这是绝对正确的。我记得主持人王利芬在北京的一个大型会议上，她反复问我她是否从未动摇过。我确实回答说，自从我这样

我以前在央视录过一个词，叫”无数困难，从不动摇”这是绝对正确的。我记得主持人王利芬在北京的一个大型会议上，她反复问我她是否从未动摇过。我确实回答说，自从我这样做以来，我从未动摇过。联想在成长的时候，其实遇到了我。我记得，当时我们创业可能比其他人更难，主要是因为环境的困难。

中国的计划经济环境转入市场经济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给我们这种想做好的人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我就因为违规被骗了好几次。我们一共资本20万，用了不到半年。具体几月不记得了，被骗了14万，很容易就被骗走了。

当时这件事让我恶心。当时为了找到这个人，我甚至拿板砖拍他的心口，在他们家待了很久。最后钱追回来了。恢复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我半夜醒来，因为1986年我们一年的利润只有一百万人民币，多少人都赚的很辛苦。我们尽最大努力去贷款，得到了三百万人民币。结果有人骗了我。你觉得我回去会跟你说什么？于是半夜两三点，我醒了，心怦怦直跳。

后来钱追回来了，两三点钟还醒着，心还在狂跳，就这样继续着。后来真的生病了，然后住进了海军医院，三个多月才适应。真的很可怕。

比如当时我们在中关村，中关村在海淀区。当时北京郊区海淀区的一些领导是搞农业的，对这个高科技企业既不理解也不支持。所以当我们推出我们的产品，第一代叫做联想汉字系统——汉卡的时候，价格部门来找我们。物价部门的概念就是，你买了这个东西，原材料花了多少钱，再加上20%的利润。超过20%就要罚房价。他不知道这其实是人类的智慧。你没有多少钱去买一个部件，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去研究它？他不算这个。然后我们就要被罚一百万，那是1986年，刚才说的1986年全年利润只有一百万。

那就急了，要见物价局局长，去见谁。那时候不像今天，政府是这样为大家服务的，很难见到局长。我带了一个女同事在里面等，在他家门口。因为上班被阻拦见不到他们，所以我找到了他们的家在哪里。结果他们的孩子出来说在家里吃晚饭。我希望你不要打扰他们，这使事情变得很尴尬。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但实际上是在科学院有一定职位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你要忍受这样的困难，你要快速的进行心理调整。再比如，我们想到一条著名的路，叫做贸易、工业和技术之路。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做什么呢

这个企业肯定和国企不一样。国企就是一个工厂，然后简单的用这个分销产品。它根本不需要买卖，也不存在买卖。所以一开始我们给国外企业做代理，通过给惠普和IBM做代理，了解市场是什么，等等。后来，通过了解市场，我们了解到这种电脑销售是如何发生的，客户想要什么。我出生在计算机行业。当然，我的最高理想是做自己的电脑，做自己品牌的电脑。我以为条件具备了，就向计划部门申请，拿不到申请表，因为当时的理由也很清楚，说我们国家引进了80多条电脑生产线，但是都不成功，而且亏损。为什么？

其实他不明白，这钱不是我给你们国家的，是我们自己做的。当时这个道理没什么道理，就没给我们讲。然后我们尽力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该怎么办？就在眼前，我们拿到了40张多次往返香港的通行证，于是和香港的一家小公司合作，成立了香港联想。如果你愿意在香港做制作，就没有问题。我们在香港做代理，用代理赚的钱，成立了一个小作坊，用我们的技术生产电脑主板，在拉斯维加斯的展会和这次欧洲的展会上展出。

这个时候卖的还不错。所谓好，也就是当时卖了两三千板。今天，只有几块木板。但有关部门的同志和领导同志参观展览时，发现居然有一个展位，是来自mainland China的会说中文的中国人开的。这家公司是香港的，但实际上是大陆人开的。于是他找到我们，把批文给了我们，然后我们打电话回国内，于是我们开始在国内有了自己的联想电脑，走了这么大的弯路。今天想起来，你可以想想和今天的条件有多大的不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小作坊在香港做。香港的房地产也涨价了，东西也贵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工厂搬到了深圳，它就变大了。到了深圳，那时候真的很乱。我觉得当时的政府管理体制比今天的更乱。当时，海关人员给了我们不公平的待遇。反正他们对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们没能实现，把我们卡住了。

当时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所以在海关总署，加上有人知道，我们起诉了深圳海关的一个部门，海关总署真的来调查了。虽然没有批评深圳海关相关部门，但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处罚我们，因为不存在。谁知道这样会不会导致大病？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惩罚，其他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当时我们在深圳生产，深圳工厂。

从香港到深圳运输元器件，当时海关这一关是罗湖关。汽车通过这个关隘，卡车每天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长队运送货物。每天早上在那里发货，晚上把成品拉回来，销往世界各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结果早上我们送货车到的时候，联想的车都到了，海关的人看到了。联想汽车出来查。你不必说这个。人家查很正常，没必要大家都查。检查完后，再排队。就这么做。过了两三天，我们就想通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呆了。然后我们下定决心把这个公司搬到惠州。现在我们在广东惠阳有一个很大的基地，但实际上在搬家的过程中，盖房子是非常困难的。

我说难，和今天创业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不是你一直说我非做不可，你早就退休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想我在那种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当然，还有比这更麻烦的事情。我主要用这个来说明。不要动摇。你必须尽最大努力跨过这道坎。

还是有一些不可动摇的东西可以避免诱惑。诱惑的东西很多。比如，在经营这个企业的过程中，我不得不进口零部件，安装电脑。后来发现，其实那个时候进口是要审批的，你要搞外汇。这件事我们研究的很透彻，搞外汇审批挣钱比做电脑容易多了。如果当时没有做好计算机，我早就动了心思。今天，没有任何关联。我会考虑那件事，它会是安全的。许多人通过这种方式赚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但我认为我们不能被诱惑。

还有一个诱惑，就是联想已经到了一定的规模。这时，一些年轻的同事也进来了，因为这个企业刚刚起步，各种想法都有。有年轻同事给我出主意，说联想业务这么好，现在100%归科学院了。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们几个人经营着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当你在这里有一个好的生意，你可以来找我们，帮助我们所有人。

这个想法当时还没上市。上市肯定是违法的。没上市的时候，因为科学院领导很信任我们，完全让我们做，因为科学院没投什么钱，但是周德安给我们立了个大旗，让我们做。如果真的要这么做，也许今天的我可能是一个个人财富比今天多很多的人，但心里永远不会舒服。说白了，不是个人。我相信甚至会是对整个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击，谁都不可信。但是不动心不代表我们对股权的要求是错的。当时由于我们自筹资金，这个资金很困难，科学院是事业单位，没法给我们担保。如果你觉得我们要去银行贷款，会有很多政策风险，比如刚才说的那种海关，都是政策风险，商业风险等等。

说到底，完全的利益与我们无关。就好像你是一艘船的船长。把这艘船带到胜利的彼岸后，这艘船就与你无关了。这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行。所以我们明确地和科学院的领导讨论了股份的要求。我真的真心感谢科学院和我们的校长。很清楚你应该在高科技企业有股份，你应该有。但是怎么解决呢？其实很复杂，因为科学院是我们的老大，但是他没有权利给我们。当时有国资局这样的单位，他们也不可能决定能不能给我们股份，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条很迂回的路。在这里，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我们没有动心，但不代表我们没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