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之道在历代皇帝中无人比肩？

毛泽东最欣赏两个封建帝王，他在读冯梦龙的《智囊》卷上写下批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唐太宗是在唐朝建国后第九个年头即位称帝的。长期的战争与动

毛泽东最欣赏两个封建帝王，他在读冯梦龙的《智囊》卷上写下批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唐太宗是在唐朝建国后第九个年头即位称帝的。长期的战争与动乱，使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千疮百孔。因此，结束战乱，医治战争创伤，恢复与发展生产，便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因而，当他即位之后，即在朝臣中开展治国方略的大讨论，把求贤致治作为基本方针。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十三年(639年)他又对身边侍臣讲：“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在唐太宗看来，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力的强弱——特别是国家官员的素质。他认为，官不在多而在精，在贤，在有才能，在有干劲。他在贞观元年(627年)即指出：

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

为了让群臣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唐太宗以历代王朝的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来为他的人才观作证。他说刘邦“田舍翁耳”，其所以能取天下、定天下，“盖任得贤臣所致”。他认为，“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他由此总结道：“得士则昌，失人则亡。”“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十分讲究原则和策略，体现出了封建君主的博大胸襟和超前眼光。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历代君王中无出其右者。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选贤任能德才兼备、不拘一格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身边侍臣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又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他明确提出要把“才行兼备”作为国家各级官员的必备条件，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来任用官员。 在他看来，有德乏才、有才乏德，均为弊端，不宜重用。但若德才兼备，则难能可贵，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魏徵早年参加过瓦岗寨农民起义军，后归唐做太子李建成的洗马，是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追查李建成的亲信，抓住了魏徵。唐太宗问：“你为什么要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与我作对?”魏徵正言道：“人各为其主，可惜李建成不听我的劝 告，否则今日胜负成败也尚未可知呢！”太宗见魏徵机警刚直，便不计前嫌，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尽职尽责，向唐太宗提出许多建议和尖锐批评，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臣。

长孙无忌是太宗长孙皇后的哥哥，也是唐太宗早年的朋友，在建立唐朝的斗争中立功不小。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兼掌门下省、尚书省。高士廉劝阻说：“以外戚立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治家。”太宗不以为然，说：“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如魏徵，不弃也。”唐太宗所说的襄邑王李神符，是太宗的叔父，虽有过功劳，但缺乏管理才能，而且腿脚有毛病，行动不便，所以太宗没有重用他。太宗接着又说，如果因为长孙无忌是皇后的哥哥而照顾他，多给他一些金银玉帛就行了。现在之所以托与大任，是因为他文武兼备。长孙无忌知道此事后，也害怕别人说皇帝有私心，推辞不就。太宗则是坚决地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之举，非私亲也。”长孙无忌只好接受了任命，后来果然在“贞观之治”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偏重从庶族地主知识分子中提拔人才

隋文帝时虽然明令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唐初士族(即氏族或世族)仍有不小的势力。唐太宗也清醒地认识到，士族势力可能在 一定条件下膨胀发展。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令修改《氏族志》，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竟不顾当时已是李氏王朝的天下，而把崔姓列为第一等。唐太宗对此大为不满，遂提出“尚官”原则，即不论各家族历史上如何，要凭现在的功劳和官爵重新评定，“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这样，李姓便被排于 《氏族志》第一，从而极大地压抑了魏晋以来山东、江南等大族世家。原来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但对唐王朝有功的人也被提升到显赫地位。

唐太宗虽然把皇族李姓列为第一，但他从一开始就注意限制皇族势力，不许他们有过多的特权。唐高祖李渊曾沿袭旧制，将皇族子孙乃至童孺都封为王。唐太宗则不然，他在贞观元年(627年)即对群臣讲：“自两汉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于是，他下令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只留几个确有功劳的不降，他对皇室成员同样实行论功封赏的政策。

唐太宗压制士族的目的是广开才路，让中小地主以及庶民中的优秀分子有升迁和从事政务的机会。据统计，太宗当朝23年，共用相28人，其中魏徵、马周、戴胄出身寒微，张亮的出身则是普通农夫。唐太宗还指令国学中四门学所招1300人中，必须有800人是“庶人之俊异者”，即招收无官无禄的百姓子弟。加之国学所招官员子弟中有大批人不是士族，这样，普通地主和普通官吏的子弟进身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唐太宗压抑士族的举措，表现出他不拘等级、门第、资历而广选人才的气魄。他认为，国家是大有人才的，关键是眼界要开阔，要善于发现并及时给以恰当的任用。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命令右仆射封德彝推荐人才，但封德彝好长时间也未能推荐一人，他对唐太宗说：“不是我不尽心，只是至今没有发现有杰出才能的人。”唐太宗批评他说：“以前的圣明君主，他们用人好比使用器物，都是取用当时的人才，不可能去向别的朝代借取的。因此，你只能说自己无知人之明，不会发现人才罢！怎能诬蔑这一代没有人才呢?”

唐太宗一改魏晋南北朝以来以门阀士族地主为政权支柱、实行少数人参政的人才政策。他将政权建筑在包括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基础上，并偏重于依靠中小地主和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才，不仅扩大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而且还使李唐王朝建立伊始，便呈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李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三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唐太宗认为，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他在《帝范·审官》中说，作为明君，其用人，犹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 并具体地分析说，“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怯者取其慎，无愚智勇怯，兼而用之”。

在实践中，唐太宗也正是这样针对其人所长而用其才的。如房玄龄善于运筹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谋事时，总是说“非如晦不能决”；待到杜如晦表态首肯后，再用玄龄之策……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太宗就曾急召房玄龄、杜如晦入秦王府密谋，听取他俩的意见。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任房玄龄、杜如晦为尚书左右仆射。二人共同辅佐太宗，犹如太宗的左右二膀，时人将他俩并称为“房杜”，这还为后世衍生出“房谋杜断”的成语。他们在贞观时期以贤相著称，固然是因于他们的德行、才能所致，也与唐太宗知人善任、取长舍短是分不开的。

又如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唐太宗据此将戴由兵部郎中擢为大理少卿，使其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史载戴胄任大理少卿之后，“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萧瑀“忠直居多”，人品亦好，但是性情猖介，与同僚多不合，往往发表错误意见。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不以“谗人罪之”，一直重用。马周出身贫贱，从小失去父母，却生性旷达不羁，乡人看不起他。后来他几经曲折到了长安，在中郎将常何家当门客。贞观五年 (631年)，唐太宗要文武百官都上书言皇帝得失，提批评建议。常何是个武将，没有文才就让马周代写，当常何把马周写的20余条意见呈给太宗时，太宗拍手叫好。他知道常何写不出来，就追问是谁的手笔。常何承认说：“这不是臣的主意，是臣家中的客人马周写的。”太宗马上召马周上殿，竟接连派了四批使者去催。马周来后，太宗与他大谈国家大事，马周讲了自己的见解，马周的上疏，与唐太宗平日所思所想一拍即合，唐太宗认为马周识察事物的能力极强，处理事情敏捷果断，机智善辩，善于疏奏，就让他在门下省值班，授监察御史的职务。贞观十八年(644年)，马周又升迁为中书令。

在中国古代史上，像唐太宗这样将“知人善任”的用人艺术运用得如此娴熟圆润、如此炉火纯青的帝王并不多见，而唐太宗之所以善任群贤，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各尽其才，乃得力于他的知人，得力于他对群贤优缺点、长短处的细致、全面、正确的了解。 这样，他便能够在任使上扬长避短，让大家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四是尊重人才，关心人才，保护人才

唐太宗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不仅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予以随才任使，充分尊重、充分信任，而且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也要给以充分关怀和照顾。

贞观三年(629年)，太子的老师李纲患有脚疾，不能穿鞋走路，太宗就送给他一乘轿子，令东宫侍卫抬他进东宫，并要求太子亲自引导李纲上殿，太宗亲自迎接见他。唐太宗听说开国大将、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勣得了急病，药方上讲把胡须烧成灰做“药引子”可治此疾，于是便剪去自己的胡须给李勣配药。李勣感动得叩头至流血，泣不成声。太宗却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

唐太宗还注意对正直刚烈的贤士们的政治保护。这些贤士因正直刚烈的特点，所以最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小人的谗害。魏徵刚谏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而唐太宗容忍魏徵、保护魏徵也是中国历史上颇为著名的纳谏例子。各种唐史资料都记载说，魏徵作为谏议大夫而坚守职责，刚直不阿，往往用最尖锐的批评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让长孙皇后将郑(仁基)家年方二八的女儿招来为妃。魏徵知道后，就气冲冲地对他说：你住在宫殿楼台，应该想到百姓有没有茅草房安身；你身穿锦绣，应该想到百姓有没有麻布蔽体；你妻妾成群，应该想到天下男子是不是都有了妻室。你要娶的姑娘早已许有婆家；你夺人之妻，难道是国君为民父母的行为吗？太宗听了大吃一惊，听从了魏徵的劝谏。魏徵的敢于直言以谏，使唐太宗对他也有些害怕。唐太宗喜欢鹞子，一次，他正在后花园里玩鹞子，听见魏徵的说话声，赶忙把鹞子藏在衣袖里。魏徵装着没看见，同他议论国家大事，大谈皇帝玩物丧志的历史教训。太宗心里发急，但魏徵则滔滔不绝。等到魏徵离开时，鹞子已经闷死。太宗常常表扬魏徵直谏，他把自己比作矿石中的金，把魏徵比作将金从矿石中提炼出来并锻造成器的能工巧匠，他说：“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

当然，唐太宗也是一个有性子的人，他对魏徵的批评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一次魏徵在朝廷当众顶撞了太宗，太宗回宫后怒气未消，对长孙皇后说：“恨不得杀了那个乡巴佬，使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罢，马上穿上朝服，向太宗称贺。她说：“我和陛下是夫妻，讲话都还要看你颜色，谨慎行事。而大臣都可以当面批评你，顶撞你，说明这些人都是公而无私的忠臣。像魏徵这样的人批评你，你没有处罚他，说明你有开明纳谏的胸怀。有你这样的明君和魏徵那样的良臣，天下还有什么不安定的呢?”听了皇后的劝解，唐太宗又转怒为喜。魏徵也曾说过：“是陛下引导我们批评建议，我们臣下才敢言的。否则我们哪敢批评？”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因病不治而逝，唐太宗亲往魏徵府上吊唁，放声大哭，还为这位忠臣诤友亲书碑文。过后，他怀念魏徵的好处，对侍臣说：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唐太宗虚心纳谏的胸怀，吸引了不少有远见卓识的人为他陈述利弊得失，形成了一个以魏徵、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为首的智囊团，使他在制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政策时，能尽量注意切合实际，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其虚心纳谏的本身，除了表明他对人才的保护之外，也是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

“贞观之治”，正是在这种君臣上下、社会上下比较一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本主义的和谐气氛中发生与发展起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最伟大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