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属民国政府，军统和中统会经常内斗？
曾经号称“蒋介石头号智囊”的杨永泰，1936年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不明不白的就挂了，案子一直没有破。明眼人都知道，这与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脱不了干系，并且这样明显的暗杀行动
中统和军统都是蒋介石的情报特务机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中统就相当于蒋介石的正房，军统就相当于蒋介石的姨太太，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好处。
1931年12月，老蒋在内忧外困的局面下宣布第二次下野，这次下野后，老蒋就曾在日记里总结过他的失败教训，老蒋认为自己没有干部、组织和情报来源，以至于国民党出现了内外勾结的现象，而自己对于这些事情却无能为力，才使自己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有自己的队伍，能将自己的理念政策贯彻执行下去，二是要有专门的机构去监视各派动向，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要有自己的特务机构。
其实老蒋很早就意识到特务机构的重要性，早在1928年他就新增了一个部门，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这个部门表面上是负责统计国民党党员情况，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务情报组织，通常采取秘密监视、调查甚至逮捕国民党内可疑人员的方式，帮老蒋监控国民党，从而强化老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要搞好特务机构，就要安排能力足够强的人，而党务调查科的第一任科长就是陈立夫。陈立夫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继续深造，学成归国后很快就被老蒋提拔重用，做了他的秘书，1928年，年仅28岁的陈立夫就当上了党务调查科科长，此后平步青云。
陈立夫能得到老蒋的重用，除了自身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叔叔陈其美与老蒋是结拜兄弟，对老蒋也有知遇之恩。陈其美死后，老蒋出于对陈其美的感激，对他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的提携也就不遗余力了。
调查科在刚成立的时候人数并不多，陈立夫就任科长后就马上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培训班，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迅速扩张。
调查科最初的职能是严密监视国民党人员，后来为满足老蒋在政治上的更多需求，其职能也开始增多，陈立夫也因为领导调查科卓有成效，而在一年内连升三级，很快就当上了国民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成为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由于老蒋对陈立夫的充分信任，后来中统的历任头目也都是由陈立夫亲自挑选的。
但是老蒋觉得，只有中统这一个情报机构还远远不够，还不能满足他在情报方面的需求，出于这个想法，才有了后来的军统，于是老蒋的佩剑，戴笠就隆重出场了。
戴笠早年混迹于上海滩，后来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了黄埔军校六期肄业生（没有毕业）。戴笠在刚进入国民党的时候就认定了蒋介石，也一直费尽了心机攀附蒋介石。1927年8月13日，老蒋第一次下野，但回到浙江老家的老蒋仍密切关注着外界的动向，便成立了一个密查组，专门收集各种人物的动向。
虽然这个时候老蒋下了台，但戴笠一直坚信老蒋会东山再起，便来到溪口加入了密查组。不过这个时候老蒋也是前途未卜，密查组人也不多，时间长了，成员都看不到老蒋重掌大局的希望，便纷纷离开，最后竟然只剩下了戴笠一人。
戴笠在没有人手、没有经费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密查组，为了收集情报也是四处奔波，对此老蒋也大为感动，有种“患难见真情”的味道。不过对于老蒋来说，只是忠诚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戴笠能为他收集到怎样的情报，能不能收集到有价值的情报。
到了1928年初，老蒋重掌大权，决定发动二次北伐，这个时候老蒋就非常需要北伐对象，北洋军阀的情报，为此戴笠也是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任务。为了收集情报，戴笠就直接去了北方，与北洋军阀的不少官员打成了一片，并从他们那里收集到了不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甚至还策反了唐生智的警卫营长。
有了这样的表现，老蒋对戴笠及其手下的组织，就自然格外器重了。
1932年4月1日，老蒋成立了力行社，并任命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这天老蒋亲临现场慰问，此后戴笠在每年的4月1日都会隆重纪念，这也是后来军统著名的“四一大会”，戴笠也把这一天当成了他军统起家的日子。
此后，戴笠就由一个小喽喽，变成了老蒋面前的大红人，对于自己的大红人，老蒋的支持自然也是不遗余力的，在给戴笠的力行社注入了大量资金后，戴笠的特务势力不断壮大，在华东、华中、华北、华南地区的26个城市以及京沪、津浦、胶济三条铁路线布置了7000多名特工人员，分布到了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一时间军统声势浩大，成为了无人敢惹的一股势力。
虽然戴笠的军统如日中天，但戴笠的地位却始终无法超越中统的实际领导人陈立夫，当时中统的办公地点在南京徐王府瞻园，中统的特工可以持调查证在任何地方为所欲为，还能调动军警，而陈立夫也由政府秘书长胜任了中央组织部长，然而正当陈立夫发展得极为顺畅的时候，军统的出现却在他的头上笼罩了一层阴影。
因为中统和军统的职能是一样的，这就好比一个生意，以前只有中统这一家公司，后来又多了军统这家公司来跟中统竞争，而两者的顾客只有一个，蒋介石，说白了，这两个机构就是要相互抢饭碗的，谁提供的情报好，老蒋就会多从哪家“买”些情报，谁提供的情报不好，老蒋就会从哪家少“买”一些情报。
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虽然都为老蒋做事，但这两大组织从一开始就不对付，甚至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老蒋也只是居中协调，简单来说就是玩左右手，既不会让一方势力真正做大压制另一方，也不会让一方势力被另一方吞并。而两派为了讨好老蒋，就拼命地挖各种有价值的情报，对此老蒋也欣然笑纳，坐收渔利。
中统的办公地点在瞻园，以前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将徐达的府邸，后来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府邸，可以说是十分地显耀。而戴笠的军统办公地点则在鸡鹅巷53号那么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中统就相当于有编制的机构，工作人员能光明正大地行事，而戴笠的军统组织，不仅不能抛头露面，干什么事情还要偷偷摸摸地。戴笠也知道，自己的出身和资历无法与陈立夫相提并论，但野心勃勃的他也不甘心只有这样的地位。
不过到了抗战初期，老蒋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仅要对付日本人，还要对付共产党，甚至在国民党的内部还要堤防汪精卫等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蒋对情报的需求也大大提升了。
为了统合情报资源，老蒋在1938年初成立了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中统也从此正式诞生，戴笠在其中负责第二处工作。两人虽然同在一个机构，但也早已水火不容，两人经常处处对着干，戴笠让手下人跟踪陈立夫的中统人员，发现了可疑人员就连中统人员也一并抓起来，这样一来，抓获可疑人员的功劳就成了戴笠的了。
其实中统和军统自成立起就不可能走到一起，陈立夫有文化、有知识、地位高，而且外表十分温和、沉稳，老蒋在他面前根本就不好发火。而戴笠从刚开始的时候就依附于老蒋，老蒋对他经常又打又骂，戴笠也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陈立夫和戴笠的水火不容。
老蒋后来也看出了两者之间的问题，便在1938年8月将两人彻底分开，陈立夫继续执掌中统，而戴笠负责的第二处则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
抗战爆发后，军统势力迅速扩张，先后在全国各地举办培训班，巅峰时期，军统人员多达5万余人，遍布全国各个角落，与中统分庭抗礼。
随着军统势力的越来越大，其行为也越来越嚣张，中统看在眼里，心中自然不爽。之后中统和军统就各自斗法，中统干掉了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而军统为了报仇，就把中统特务投资徐恩曾给举报了，罪名是贪污受贿。对于中统和军统的争执，老蒋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经常各打50大板，谁也不偏，坐在中间看热闹。
老蒋能坐镇中统和军统之间，前提是他能掌控这两个组织，可当这两个组织都超出他掌控的时候，老蒋就只能痛下杀手了。
1938年6月19日的一天大早，戴笠急匆匆地找到了老蒋，一见面就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老蒋哭诉，说军统福建站站长张超被福建省主席陈仪无缘无故地枪毙了，要老蒋为他做主。
戴笠没想到的是，老蒋在听了他的哭诉后，一脚把他踹开，对着戴笠就是一顿大骂，毙了活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陈仪是国民党的元老，而张超也只是军统福建站的一个站长而已，由于张超在陈仪面前太过于嚣张，不断夺取陈仪的权力，最后陈仪也实在忍无可忍，就干脆枪毙了张超。
对于老蒋来说，军统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情报机构，不该插手太多行政上的事情，而陈仪又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军统都丝毫不给面子，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恐怕有一天军统就连老蒋都不会给面子了，所以陈仪枪毙张超，老蒋也是乐见其成的，也好借此打击一下军统的气焰。
以前戴笠下跪这一招在老蒋面前屡试不爽，可这次就不灵了，原因就是出于此，老蒋要让戴笠知道，谁是老板，谁是马仔，马仔就是马仔，永远不能在老板面前放肆。
以前对于老蒋，戴笠从来都不会顶嘴，可为了这事，戴笠竟然跟老蒋顶起了嘴，最后在戴笠的软磨硬泡下，老蒋也实在没办法，就撤了福州警察局长李进德的职，才算是平息了此事。
不过通过这件事，老蒋也意识到戴笠已经敢跟他讲价钱了。
后来到了1939年的4月1日，军统举办“四一大会”，为了把大会办得热闹，戴笠就请全国各地赶来开会的军统人员吃火锅，结果就把重庆全城所有饭店的锅全部征用，搞得当天重庆所有的火锅店都无法营业，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了老蒋的耳里。
这就让老蒋意识到，军统势力太过于庞大，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恐怕有一天自己都会对付不了，所以老蒋就要打压军统了，可打压军统的同时，军统就会削弱，中统就会乘势强大起来，所以两者都要打压，而且这个时候中统的势力也十分庞大了。
早在1932年，当老蒋提拔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陈立夫就获得了选拔和任用国民党内干部的权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势力也逐渐发展壮大，在国民党内部也形成了著名的“CC”系，这也让老蒋警醒了起来，他也害怕陈果夫、陈立夫的势力继续发展，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于是老蒋就开始了对中统的打压，为了制衡中统以及“CC”系，1938年1月，老蒋就在汉口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执掌，由“三民主义青年团”来打压“CC”系和中统。
而相对于“CC”系和中统，老蒋打压军统就简单的多了，控制经费即可，之前戴笠报上来的预算，老蒋从来都是大笔一挥，签字同意。但后来戴笠报上的预算，就经常被老蒋驳回。
到了抗战后期，老蒋从中统得到情报，军统竟然有了自己的生财之路，金额甚至大到可以财政独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军统的财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做走私，另一方面是通过日本和伪政府的钞票仿制样本通过美国为他们仿制钞票，经常拿着假钞打入敌方市场，利用这个获得大量的物资、金钱。
这就是老蒋所不能允许的了，他把戴笠大骂了一顿，要戴笠上交军统的全部私账，并在公开场合接二连三地让戴笠难堪，这也让戴笠十分难受，便开始了自保。
一开始他想多拉几个盟友，如汤恩伯、胡宗南，刚开始只是想让这些人多为他说说好话，但这种拉盟友的行为更是犯了老蒋的大忌，后来老蒋在《双十协定》中就明确取消了特务机构这一条，这就意味着戴笠的军统局会面临解散的结局。
戴笠看到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军统局就这么没了，当然心有不甘，就想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职位，他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海军司令这个职务，如果获得了这个职务，他军统手下一帮人就有饭吃了。
于是戴笠就费尽心思巴结上了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想让美国人支持他当海军司令。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人凤给他发来了一封密电，是蒋介石要他立即赶往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而在电报的背面，写着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祸端，那毛人凤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在抗战快胜利的时候，戴笠负责整肃汉奸，接收伪政府人员，戴笠就乘机吸纳投诚人员，扩张自己的势力，这就引起了老蒋的反感，于是老蒋就顺应全国要求消灭特务组织的形势，成立了一个八人小组，成员都是特工、谍报、警界机构负责人，专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军统的策略。毛人凤在电报中说的宣、李、黄就是宣铁吾、黄珍吾和李士珍，他们也是八人小组的成员。
戴笠在收了这封电报后，感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哀，他没有立即飞往重庆，而是按原计划去往青岛会见了柯克上将。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与柯克会谈后就搭飞机离开了青岛，而就在这次飞行的途中，戴笠乘坐的飞机不幸坠机，戴笠也在这次旅途中命丧蓝天。
戴笠死后，军统解散的命运就因此加快了，很快，10万军统人员就被缩编为了2万人，虽然人员遭到发幅度削减，但核心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国民党国防部的保密局。
戴笠死后，军统的两位副局长就成为了下一任局长的有力人选，一位是郑洁敏，黄埔二期生，一位是唐纵，黄埔六期生，老蒋在这个关键时刻召见了当时地位不高的毛人凤，向听听他的意见。其实这个时候的毛人凤虽然地位不高，但他却是人们公认戴笠的副手。毛人凤在老蒋面前极力推荐了郑介民，因为郑介民身兼了国民党很多职位，如果由他任局长，对保密局也根本管不过来，这样毛人凤自己就会成为保密局的实际掌控人。
老蒋听从了毛人凤的意见，就任命郑介民当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当了副局长。
不想郑介民在当了局长后，就对戴笠生前由老乡组成的江山帮搞了个大清洗，将江山帮占据的重要岗位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就这样，戴笠死后郑介民和毛人凤又搞起了明争暗斗。
有一次郑介民在家里搞聚会，毛人凤就发动军统遗属闯进了郑介民家，找他要补贴。这就让老蒋非常愤怒，军统底层那么多人还没发补贴，你郑介民竟然还在家里大办宴会？这像话吗？一气之下，老蒋就撤了郑介民的职，让毛人凤做了局长。
不过后来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毛人凤也跟随蒋介石将保密局的战线转到了台湾，后来毛人凤就在台湾成立了地下保密局，只接受老蒋的指挥。
而老蒋到了台湾后，也继续打压“CC”系，并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将陈氏兄弟和“CC”系进行了彻底的打压，这个过程中毛人凤和保密局也自然派上了用场，而且中统和军统本来就势同水火，所以查起“CC”系的人，毛人凤及军统一帮人自然热火朝天，格外卖力。
最终在毛人凤及保密局的作用下，陈氏兄弟被老蒋逼走，此后老蒋的儿子蒋经国也就顺利上位了。
可将陈氏兄弟逼走了以后呢？老蒋就将情报工作的大权交到了儿子蒋经国的手里，毛人凤和他的保密局此时就成了蒋经国掌权的障碍，最终也被老蒋给整合掉了。
总的来说，中统和军统都是为老蒋服务的，能发展起来得益于老蒋，但成也萧何败萧何，随着中统和军统势力的逐步做大，也让老蒋感到了威胁，后来就成了老蒋打压的对象。
在儿子蒋经国全面接手情报工作后，中统和军统这两个曾经在民国时期能只手遮天的机构，也就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