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还得从2012年说起。以下是我所了解到的事情经过。
早在2012年美国商务部就对中兴通讯进行调查。但直到2016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才正式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
这个事还得从2012年说起。以下是我所了解到的事情经过。
早在2012年美国商务部就对中兴通讯进行调查。但直到2016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才正式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并采取具体管制措施。
经调查,中兴通讯自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在知晓美国依据《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对伊朗长期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仍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以获取伊朗公司的合同并参与当地庞大通讯网络的供应、建设、运营及服务,这些合同金额达到数亿美元。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了串谋非法出口、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
自2012年起,中兴通讯在应对美国商务部调查时出现了某些失误。其实,早在2009年,中兴通讯法务部就预计公司将在出口贸易中面临风险,在2011年8月25日向公司领导层提交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来又应领导要求制定了《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
但是,这两份文件非但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反而落入了美国商务部手里,反而成为了美国指控中兴通讯的有力证据。
2013年,在明知美国商务部已经盯上中兴通讯与伊朗违规做生意的情况下,中兴通讯仍然采取通过另外一家中间商继续恢复与伊朗开展业务往来。
2014年,中兴通讯一位高管赴美,被美国方面在机场扣留,并在随行人员携带的电脑中发现了中兴通讯利用“规避交易”的方式与伊朗继续业务往来的证据。
2016年,中兴通讯提出与美国进行和解,期间,为了保护公司商业秘密,对美国的调查采取了一些隐瞒措施,被美国又一次抓住把柄。最终,美国以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为由判决中兴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还有可能对中兴通讯索取3亿美元罚金。
2016年,痛定思痛的中兴通讯改革管理体制,已经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了由CEO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将合规职能与法律部门分离,保证合规部门的独立性;并于2016年11月聘请曾在美国工程公司Kellogg Borwn & Root任职的Matt Bell,担任中兴通讯的首席出口合规官和法律顾问。
但这一切仍然没能阻止美国发起对中兴通讯的禁售制裁。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美国的所作所为自然有在国际贸易中附加各种限制性政治条款的霸道行为,但是,中兴通讯在应对过程中,也存在管理方面问题、法律方面问题以及诚信和规则意识的缺失。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应该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