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出现,在历史上是很晚的事情,众所周知,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奠定了蒙古族的形成,我就不多说了,但要弄清蒙古族的起源,关键的不是知道成吉思汗的历史,而是要弄清
蒙古民族的族源是东胡。这是自1979年亦邻真(Irinčin)先生的经典之作《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发表后学界形成的共识。
亦邻真先生的判断其实是基于丰富的考古学、语言学知识。例如,他在否定白鸟库吉等人提出的“蒙古族源匈奴说”时,就指出对方用零星的所谓“匈奴语”与蒙古语构拟的做法并不可取;在汉文史籍中虽然有用汉字记录了部分匈奴单词,但是“用秦汉魏晋古韵译写的匈奴专名”的做法是很牵强的,譬如《汉书·匈奴传》有云:“ 匈奴谓天为撑犁。” 白鸟库吉就将“撑犁”构拟为蒙古语的tngri。但是,tngri这个词是阿尔泰语系的通用词,无法据此区分匈奴属于哪一个语族。总而言之,企图把匈奴语说成是蒙古语的尝试,没有一个获得成功。
亦邻真先生认为蒙古的族源是东胡。东胡人及其后裔的居住地大体就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这是以东胡人和他们的后裔——包括鲜卑人、契丹人、室韦-达怛人为主体的语言相近、地域相连、风俗相似的各个部族的居住地。最初的东胡人是鲜卑、乌桓,并逐渐形成东部鲜卑、拓跋鲜卑等不同集团。后来,鲜卑人迁徙到内蒙古西部和内地后,北魏时期在东胡古地居住的主要有契丹人和室韦人。
亦邻真先生根据当时国内对契丹语的研究,注意到契丹语与蒙古语在记录相似性:例如,蒙古语的taulai,意思是兔、卯,《辽史·国语解》则作“讨里”(taolia);蒙古语的noqai,意思是狗、戌,《辽史·国语解》作“捏褐”(nekhei);蒙古语的takiy_a,意思是鸡、酉,契丹语作dakhaia;蒙古语的tabun,意思是五,《辽史·国语解》作“讨”(tau);蒙古语yisun,意思是九,对应契丹语的is;蒙古语的ebül,意思是冬天,正是契丹语的u-ul。这些词语都是数词或者代表生肖、动物的名词,很难受到外来文化的侵染。
除此以外,亦邻真先生还注意到室韦-达怛人。据《隋书》记载,其为“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号室韦”,他们主要活跃于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两岸。
有唐一代,突厥、回鹘的统治使得室韦-达怛人与内蒙古西部、外蒙古高原联结在一起;突厥的覆灭,回鹘的西迁,以及契丹人对外蒙古高原的远征,使室韦-达怛人大批涌入内蒙古西部、外蒙古高原,给蒙古民族的登场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