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敏贵为“四大贝勒”，为何皇太极只因弃城而走就将其囚禁至死？

阿敏作为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的次子，同皇太极是堂兄弟关系。皇太极是英明的首领，为后金开疆拓土、统一全国作出了贡献。他更是一位知人善任，胸怀宽广的领袖，尤其有容人之量。

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五月，“帝师”孙承宗组织兵力，在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等人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开始着手收复在“己巳之变”中，被后金攻占并控制的“永平四城”，即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等四城。

面对汹汹而来的数万明军，仅率万余人防守“永平四城”的后金军队主将、“四大贝勒”之二贝勒阿敏，选择了弃城出逃，将城池拱手相让，并且在离开前还下令屠城、纵兵抢掠，被皇太极钦定的永平巡抚白养粹等一众汉族降臣也被阿敏处死。

最终，明军顺利拿下“永平四城”，至于阿敏，被皇太极以“十六条大罪”下狱，直至十年之后，阿敏死于狱中。

而纵观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都是皇太极为了扳倒自己的这位“兄长贝勒”阿敏，而蓄谋已久的“阴谋”罢了。

让阿敏镇守永平，皇太极颇有“借刀杀人”之嫌。

后金天聪三年（1628年），皇太极亲率八旗主力，在蒙古部落的带领下，绕过由袁崇焕镇守的关宁锦防线，从龙井关、大安口破关而入，一路烧杀抢掠，最后将北京城团团包围，随后又转战京畿各地，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史称“己巳之变”。

“己巳之变”中，皇太极可谓是收获颇丰。

一方面， 经过对明朝京畿地区的劫掠，极大的缓解了后金国内的灾荒危机。

其实，皇太极选择绕过山海关，进入明朝，其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劫掠。根据《清史稿·太宗本纪》，连年的自然灾害令当时后金的民生情况是极为堪忧的。

“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

此前一年，皇太极已经在朝鲜抢掠了一番，但还远远不够，皇太极这才紧跟攻打宁锦，但是最终无功而返，这也使得后金的灾患危机并没有解除。于是，借着林丹汗“西迁右翼”所腾出的战略通道，皇太极就此“冒险”南下，开启新一轮的劫掠，以缓解国内的危局。

另一方面，皇太极的军事行动，已然让大明王朝元气大伤。

皇太极这次军事行动，尽显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充分发挥了后金军队野战的优势，同时，其作为政治家的谋略也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在此期间，袁崇焕被崇祯下狱，祖大寿带领着关宁军负气出走，险些酿成大祸，满桂、赵率教、刘兴祚等一大批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战死，明朝的军事实力再次遭到重大打击。

更为严重的是，“己巳之变”彻底暴露了明朝在蓟县一带的防御漏洞，在此之后八旗铁骑先后五次破关南下，明朝北方被打得一片糜烂，城池被毁，财产、牲畜被劫掠无数，人口损失超过一千万，极大的加快了明朝灭亡的进程。

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深入，明军在孙承宗的指挥调度下，逐步稳定了阵线，并且就此开始组织反击。

西线，山西总兵马世龙已经集结完毕，并且逐步与东线被孙承宗劝阻、安抚回战场、由祖大寿统领的关宁军开始合围进军，意图封锁皇太极的出关通道，将金军困死在山海关内。

然而，由于马世龙与祖大寿的军队的联络被中断，在加上皇太极不断的声东击西，制造佯攻，最终金军还是全身而退，顺利出关，只留下济尔哈朗、阿巴泰带兵镇守“永平四城”。而回到盛京的皇太极，随即命二贝勒阿敏、代善之子硕托等人，统兵一万余人，与济尔哈朗进行换防。

至此，阿敏成为了永平前线的“最高指挥”。

然而，此时的“永平四城”对于阿敏来说，已然是块“烫手的山芋”。

一来，“永平四城”对于当时的后金来说，就是一块“飞地”，类似于今天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无论是兵员、粮草、军需的补给都是非常的不便，就连遇到突发情况进行救援，都是鞭长莫及的事情。

二来，“永平四城”地处明朝的京畿要地，永平在此之前还是辽东地区的饷司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说“永平四城”一天不收复，崇祯就一夜不能睡踏实。所以，明朝用兵夺回“永平四城”是迟早的事情。

三来，阿敏统领的军队只有不到两万人，并且是分守四城，期间除了城防，还要镇压暴动与起义，兵员上本就捉襟见肘。而此时，马世龙、祖大寿等人统领明军已经完成集结，人数也达到了六万多人，并且携带攻城重武器，这样的对手，必然是擅长于野战、不善城防的后金军队难以抵挡的。

尽管为了加强对于“永平四城”的控制与防御，阿敏做出了诸多努力，也算是尽职尽责，可孙承宗并不打算让战局现状就此维持下去。于是在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五月，孙承宗开始着手收复“永平四城”。

阿敏弃城出逃，给了皇太极绝佳的理由和借口。

孙承宗收复“永平四城”的战斗首先从滦州开打。

依托火器优势，明军迅速攻克滦州，后金守将纳穆泰兵败逃走，结果又遭到明军截杀，最终仅有数十人逃回永平城中。

就在滦州遭到明军猛烈进攻的时候，阿敏却选择了“见死不救”，或者说他就是想救，但也确实是能力有限使他无力救援。在丢失滦州之后，他也只能将迁安的军民百姓迁到永平城中，至于更远一点的遵化，阿敏索性选择了放弃，自始至终都没有再为其做任何的考虑。

在夺下滦州后，孙承宗又命祖大寿等人继续进兵永平。面对数倍于自己兵力且携带火炮等攻城器械的明军，阿敏的选择似乎只有三种，要么投降，要么战死，要么就只能逃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敏还是选择了保存实力，弃城而逃，并且他不顾硕托等人的劝阻，下令屠城，就连白养粹等一众归降后金的汉官也尽皆处死。

《满文老档》中记载

天以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畀我，遂命每牛录遣护军三名，甲兵二十人驻守其地，兵数较前多，以阿敏贝勒、硕托台吉及诸大臣为统帅。时明兵来攻滦州，战三日，明兵发大炮，破城垛口二座，城楼被炮药焚烧，时我军稍避，其间，明兵从城圮处登城，我兵复冲击，尽歼之矣。固为城破，大臣等不收兵撤回，身先出城。军士复闻诸将已出遁，或四、五十人为队，或一、三十人为队，奔向永平。时明兵到处堵截之我兵犹冲出，杀将前来，惟被创及染病者未得脱。驻永平阿敏贝勒、硕托台吉，未见敌形，即自入敌境，未发一矢，即杀永平、迁安城收养之降发，弃天赐之四城，率众兵而归。此皆贝勒不以政业为念，大臣不为汗与诸贝勒尽力之故也。汗谕毕，对众嗟欢。时举国众民皆痛慎。

这段文字中，除了对阿敏弃守“永平四城”以及下令屠城抢掠的描述外，也说明了当时后金上下对于此事的态度。

“永平四城”是“天赐之四城”，地位非常之高，阿敏不战弃城，无疑是愧对天意，愧对祖宗，罪不容诛。

至于皇太极，除了“对众嗟欢”，更是当众怒斥阿敏的“罪行”：

“以明人之金、银、闪缎、蟒缎、瘸足女人为贵而携之；以我兵为贱而弃之。”

而在皇太极的鼓动下，“举国众民皆痛慎”，宗室贵族以及八旗将领，更是轮番对阿敏的罪责进行了声讨。

于是，在皇太极的主持下，对于阿敏的清算也随即展开了。

阿敏，就此成为皇太极 “南面独坐”首先要扳倒的目标。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根据其此前确定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经过协商、推举，皇太极登基成为了后金大汗。

然而，此时的后金朝堂上，是“四大贝勒”共掌国政，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是与皇太极“南面共坐、同受朝贺”，国家重大事务也都要由“四大贝勒”共同商议决定。这一时期的后金政权内部，俨然是“四位大汗”。

俗话说“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皇太极想要“南面独坐”，独掌朝纲，就必须要扳倒其他三大贝勒，而阿敏则是皇太极第一个要打击的目标。

首先，是因为阿敏血缘上的关系最为疏远。

代善和莽古尔泰都是努尔哈赤的儿子，是皇太极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有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他是努尔哈齐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儿子，因而其血缘关系最为疏远，背景实力也是最为单薄的。

其次，阿敏性格偏激、为人粗野，人缘非常差。

且不说与其他八旗将领的关系交恶，就连济尔哈朗、寨桑古等这些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们，也与阿敏的关系非常不好。以至于阿敏因为弃守永平而被皇太极议罪的时候，不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其求情，济尔哈朗等一众阿敏的兄弟更是痛斥阿敏是罪有应得。

再次，就是阿敏自身的问题非常多，犯下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安排阿敏带兵攻打朝鲜。阿敏带着八旗铁骑顷刻间荡平了朝鲜半岛，并攻占了平壤，当时的朝鲜国王李倧逃到了觉华岛被迫与后金签订了《江都之盟》。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阿敏，企图就此封疆裂土，就地称王，进而割据统治朝鲜。虽然这个“危险”的想法被济尔哈朗劝了下来，但阿敏转而下令纵兵抢夺三日，随即扬长而去。原本已经签订和平协议，可是阿敏仗势欺人的行为，引得李倧的极大愤慨，皇太极想要就此拉拢朝鲜的计划也就此破产，朝鲜继续同明朝站在了同一战线上。此时的皇太极虽然没有处分阿敏，但是对于阿敏已经是非常的不满了。

在此后的宁锦大战以及征讨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的过程中，阿敏又数次当众与皇太极顶撞，并且质疑皇太极的军事安排，弄得皇太极很是下不来台。

在这样情况下，阿敏弃守永平，可谓是给了皇太极一个绝佳的“机会”。

借由阿敏不战弃城的行为，皇太极予以了痛斥，并且以此大做文章，充分调动了宗室贵族甚至是八旗上下各方对于阿敏的声讨之声，阿敏已然是百口莫辩。

于是，在皇太极的授意下，代善之子岳托当众宣读了阿敏的“十六大罪状”，阿敏就此开始了其十年的囚禁生涯，而他的所有财产与部众也尽皆被皇太极剥夺，其镶蓝旗也划归济尔哈朗所有。至此，阿敏的势力遭到了彻底的清除。

纵观阿敏的“十六大罪状”，除了这次的弃守永平，并且下令屠城劫掠，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外，也就之前的妄图格局朝鲜以谋求自立算是比较严重的“罪过”，其余的均是出言不逊、不服统领安排以及当众顶撞皇太极这样，只能归类为阿敏与皇太极“个人恩怨”般的事情。

所以，自皇太极向阿敏下令入关的那一刻起，阿敏的结局与命运也就已然注定了，而这一切，都成为了皇太极旨在扳倒政敌以加强汗权而蓄谋已久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