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对引进外资的态度是什么？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期间，大力支持“引进外资、借债兴利”。他认为这是当时中国创建大机器工业体系、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由之路。1880年李鸿章力挺洋务派刘铭传为兴筑铁路而举借外

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总的来说，在清末的大臣中，李鸿章确实是最杰出的一个，虽然有太多屈辱是经过他的手而发生的，但这在当时也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事情。

至于在“引进外资”这件事情上，李鸿章的态度是有抵触但又不得不接受的，首先他认为能够改变当时局面，挽救清末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夷制夷”，或者“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他的认知下，当时西方的崛起依靠的就是“工业”，所以他决心发展国内工业，为了给发展留出充足的时间，李鸿章认为清朝只能在西方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该忍时得忍，该退时需退，以此来发展工业，强大国家。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

从“图器（武器）”到“求富”

1865年，李鸿章在晚清另一重臣曾国藩的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然后将其与韩殿甲、丁日昌创办的苏州洋炮局合并，重组为江南制造局。中国近代有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其中前三者都为李鸿章创办或扩大。

以江南制造局为例，江南制造局是美国人建的，虽然为清朝生产枪炮，但因不是满人的产业，所以经常遭受满人的排挤，最后不得不出让给李鸿章，而李鸿章上任后才发现厂里的所有设备和技术资料都被带走了，留给他的只是一个空壳子，李鸿章只好委托容闳在美国纽约向朴得南公司购买了一百台机器，这才在当年生产出了四门开花炮；经过后来的发展和扩大，江南制造局的员工达到了近三千余人，每年可以生产快利步枪1600杆，快利子弹130万粒，地雷2000余枚，而且还生产了中国第一艘汽船惠及号，在当时足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相媲美。

但即便如此，中国仍是“积弱不振”，李鸿章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在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前，长江内河的航运基本上被属于英美势力的“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垄断，为了打破这种局面，187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建立之初，招商局仅有轮船三艘，但三家外资洋行仍大量散布对招商局不利的消息（无洋经理，断难自立；股本无多，断难久长。）和降低运价（减半，甚至减三分之二），企图将招商局扼杀于襁褓之中，但外资的野心没有得逞，在这第一轮价格战之后，招商局非但没有被打垮，而规模最大的旗昌轮船公司的亏损反而越来越严重，股价大跌，最后不得不全部出售给招商局。1876年8月，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名下大小船只也增加到了33艘，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

1883年，中法战争迫在眉睫，法舰驶抵吴淞，并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这使沪上人心惶惶，商铺停业，钱庄倒闭；而因中法关系紧张引起的金融恐慌令招商局亦陷入困境。

1883年，因资金周转不足，轮船招商局以地产及货栈作抵押，向天详、怡和两家洋行贷款七十四万三千两，为期两年。到了1885年，招商局无力偿还贷款，因此不得不以局产做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三十万英镑（合银一百八十万余两），年息七厘，十年内还清。后来由于英镑不断上涨，银价不断下跌，轮船招商局蒙受了巨大损失。

1885年，每两银折合五先令六便士，至1886年8月，没两银仅兑换四先令二点五便士，仅此一项招商局损失白银三十四万五千余两。——《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胡滨/李时岳

招商局得以成立全赖于“官督商办”的形式，即“企业由商人出资，政府委派官员来管理”的形式，洋务派早期创设的民用企业大多采用这种形式，官督商办的不足在于企业管理者全由政府指派，若管理者不通业务，只知挥霍，企业也难以长久；而好处在于，在背靠政府的情况下，企业在各方面都能得到便利，能够快速的发展壮大。

招商局建立之初，李鸿章在经济和政策上都提供了大力支援，他采取了三项有力措施：一是筹拨官款接济；二是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三是延期归还官款。在这些政策下，轮船招商局才得以在建立初渡过难关，化亏为盈，扭转了之前的不利局面。

但是在1883年中法战争时，清朝廷为何不拨款于招商局，结果招商局不得不向洋人借款，从而遭受重大损失，连企业管理权也让汇丰银行夺了去？

时代的局限，不得不依靠外资

中国近代有四大军工企业，分别是“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在1865年收购的“旗记铁厂”与原“苏州炮局”合并而成的；天津机器局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1867年创设于天津，初名“军火机器总局”；金陵机器局同样是李鸿章在1865年创设；福州船政局则是由晚清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于福州。

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四所军工企业中的两所都是由汉人大臣创设的，唯独天津机器局是满人大臣创设，而军火机器总局在创设三年之后，因局务混乱、经营不力而转由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接办，从此改名天津机器局。至于江南制造局虽然由李鸿章创设，但其前身则是受满人大臣排挤的旗记铁厂。

天津机器局的前身正是掌控权势的满人大臣为了遏制汉人大臣所创设的，只是最后失败了而已。

即使失败了，但朝政仍由满人掌控，他们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打压汉人大臣，比如不予借款。所以在招商局面临危机时，李鸿章也毫无办法。对此可见1876年，旗昌洋行欲将旗下轮船公司出售给轮船招商局，于是负责招商局业务的唐廷枢、盛宣怀向李鸿章请示拨款，但李鸿章只能以“费巨难筹”而拒绝；同样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迎来了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在对于将银子用来更换北洋水师的装备和用来修缮颐和园给太后过生日的问题上，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出银子给太后过生日，而水师的事情则缓到以后再说。后来的事情大家也就知道了，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覆灭，李鸿章从此失势，而李鸿章的失势也标志着洋务运动开始没落。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李鸿章一边享受着鲈鱼，一边听着属下向其汇报要事，不管是北洋水师需要更换装备还是日本欲图进攻清国都未令李鸿章动容，唯独在听到进贡给慈禧太后的那只鹦鹉已经一天不吃不喝时却放下了筷子。

我想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不是李鸿章愿意引进外资，而且他不得不引进外资，搞洋务运动，发展企业都是需要用钱的，但朝廷是不会拨巨额的款项给李鸿章的。

结语

在对于“引进外资”这一点上，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臣都是主张“借洋债，而反对招洋股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企业之权落于洋人之手，但借款总是借款，弊病依旧存在，在企业无力偿还贷款时，企业也就作为抵押成为洋人的产业了。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住本国产业，但他们却忽视了国情，以至于一大批优秀企业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被外资夺取了管理权，这是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