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为何失败？

虽然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但也不是十一万明军片甲不留好不？
按《三朝辽事实录》里的记载，明军“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阵亡

虽然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但也不是十一万明军片甲不留好不？

按《三朝辽事实录》里的记载，明军“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招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

依据这则记载，萨尔浒之战，出征88,550名明军，阵亡46,180名，生还42,360名。

至于为啥明军会在萨尔浒大败，这个话题可以说是讨论烂了。

很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是“分进合击”的四路明军遭遇“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后金军主力各个击破。但其实“分进合击”一种很常见的战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战术，是因为古代条件下，后勤运输手段有限，导致长距离后勤补给效率低，单位地理区域的补给输出也有一定限度的，故而组织十万级别的大规模进攻时，古人往往习惯把大军分开，以分担后勤的压力。

另外，参加过集体活动的读者肯定都会懂得，在道路宽度有限的情况下，大量人员一起移动，往往会形成一条很长的人流，军队行军更是如此。比如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鲁士一个包含42,512人、13,802匹马、90门炮、1,385辆运输车的军，要占用43.5公里长的道路。这个在军事术语方面被叫做行军长径。而明代根据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十四卷本里记述， “ 路狭，挨次每一营鸳鸯阵双人行……前路宽一丈（约3.2米）……是二鸳鸯阵平行……前路约宽一丈之外……是三鸳鸯阵平行……前路约宽二丈……是四鸳鸯阵平行”。根据其记述推算，明军行军时单人的宽度大约在0.8米。另外，根据对近现代部队行军的研究，步兵行军期间前后的距离大约在1.5米左右，而骑兵则是2.5到3米左右。

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总兵力为88,550人，朝鲜盟军的兵力为13,230人。这十多万步骑兵，就算按步兵6人、骑兵4人并排行军估算，明军行军长径将达到36公里以上，即前军已经走到萨尔浒、而后军尚在抚顺城刚出发。显然，这样的一字长蛇阵，即无法作战，也无法保证行进速度，更没法保证后勤供应。

而且，赫图阿拉周边群山环绕，山谷之间河流弯延，不利大军行军与展开。比如《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 五岭特为险峻 ” ；兵部官员董承诏奏报 “ 越三关、逾五岭，闻其险隘之处，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驰 ”；扎喀关， “ 两山对峙，沟深峭陡，地势极为险要 ” 。

总之，受限于地理和后勤条件，明军要想执行攻击赫图阿拉、进剿后金这种外线作战任务，只能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没有合兵一处滚动前进的可能，即没必要也没有可以实现的地理环境（对于明军而言）”。

而这种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功的关键点，在于各支部队能够按照战前约定的时间，准时抵达应该抵达的地点，彼此呼应，相互掩护。

对此明军在出战前也进行了相关纪律的申明。比如违期逗留、观望不救援，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等纪律。但是即使三令五申，如果军队缺乏足够执行战术行动的能力，所有的纪律也就等于没说。

首先，成问题的是，这次明帝国出动八万八千人左右的明军是从各地抽调过来的。明军的具体构成如下: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精骑六千；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很多明军因为被抽调到千里之外的异地作战，求战之心不强，甚至“伏地哀号不愿出关”。

另外，明朝当时的制度是武官不能担任大军主帅，而是由更高阶的文官调度全局。四路的率军总兵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声望地位相仿、互不隶属。同时，明军为了弥补兵源短缺，不得不让一些有临阵脱逃劣迹的官兵也参与作战。比如，曾经对后金军望风而逃的抚安堡备御毛凤文、游击郑国良、白家堡备御周守廉、三岔儿堡备御左辅，都没有被严肃军纪，相反获准戴罪立功。而这种行为，其实本身就是对军事纪律的一种破坏。

士兵来自各地，彼此之间并不熟悉，士气不振；主官又缺乏合作的基础，更没有建立应有的指挥序列；军纪又没有得到。这样一支军队，要求他们在人生地不熟、地形复杂的敌占区，实行对时间、地点与行军速度要求很高的“分进合击”战术，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辽镇明军素有轻敌冒进的风气，现在军队里又有临阵脱逃不受处分的逃兵，其结果自然是“勇者独进，怯者独退”。

其实面对缺乏地利与人和，准备又不够充分的“分进合击”战术，其实领军的总兵也大都看出问题。比如马林表示，“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刘綎则提出，“地形未谙”，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到四五月份出兵为好。他同时也对这支由各地兵马所组成的明军战力表达了不信任，希望能抽调川贵士兵两万，就能“独挡奴酋”。然而，辽东经略杨镐只答应让他调八千川兵，结果到出发前，刘綎麾下的川军也只有不到五千兵力。而杜松对于这次出兵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又久未经过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不满足大规模兴兵的条件。然而，当时明军的体制，武官只有列席议事资格，却没有军事决策权，只能被动执行文官的命令。结果，那几位总兵的意见与建议，全都被杨镐置之不理。

而明军原定二月二十一日出兵。之后由于十六日开始降大雪，只好推迟出兵日期。可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大臣，却认为等待下去是耗费钱粮，于是一再催杨镐进兵。结果，明军就在准备不充分、内部问题重重的情况下，贸然开赴人生地不熟的辽东作战。也就是说，明军这次出兵，中国传统兵家所重视的“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存在问题！

说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明廷之所以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还选择分进合击战术并贸然进兵，其实主要源自于轻敌。明廷复制的是明宪宗时期“成化犁庭”的战略布局。但“世易时移”，此时明军所将要面对的则已经整合了建州女真力量、建立了政权，并且拥有极强军事指挥能力的后金开国之君、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而且，后金政权拥有六万人级别的战兵，军队规模甚至能达到十万人。所以当初进剿松散的女真部落时很有效果的战略布局，很明显已经不适用了。但明廷丝毫没有意识到面对敌人的变化。那些朝廷大员，无视了一线军事主官的合理建议，还以剿匪的心态，将八万多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推向了萨尔浒战场，去执行那个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分进合击”战术。而明军也在种种不利条件的作用下，将“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了“分进独击”，结果给予了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对其各个击破的机会。

相对于由于进行外线作战而困难重重，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努尔哈赤的后金军由于处于内线作战，占据地利，后勤与行军压力要小得多。比如杜松以两天半的时间从沈阳抵达萨尔浒，要在崎岖山路上行军140多明代里（80多公里），而且还有浑河与苏子河两条河流的阻隔，最后还要面对坚固险要的界藩城。而从赫图阿拉到萨尔浒，军事地图的平面路程只有大约66.7公里，即116明代里，并且地形一马平川、路途平坦。加之后金军多为骑兵和骑马步兵，机动能力要远高于明军。所以后金军可以以逸待劳的更好集中兵力，执行“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

天时方面，17世纪时，北半球正处于寒冷周期，即著名的小冰河时期。而辽东本就是严寒之地。考虑到此次出征的明军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南方，自然不可能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战斗力也必然大打折扣。而后金军作为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渔猎民族，对于当时的严寒气候更具适应能力。

人和方面，努尔哈赤此时已经通过铁腕手段整合了后金势力。比如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因为保持亲明立场，结果被他幽禁折磨了两年多后，悲惨死去。（1609年三月到1611年八月十九日，也有说法是被努尔哈赤秘密处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和一些亲信也被处死。

同时，后金军军纪严苛，作战时设有督战队，不守纪律者一律处死，“临战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检，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

另外，努尔哈赤在辽东经营多年，根深蒂固，特别善于使用间谍和内应。当时，努尔哈赤号称“奸谍满辽阳”。明人评价为，“奴酋最狡，善用奸细”；“奴酋狡黠异常”，“间细广布”；“其用计最诡，用财最广，最用最密”；“奴最工间谍，所在内应”（《三朝辽事实录》）连《明神宗实录》也得承认，“辽人举动兼辽兵、辽马、辽饷，奴皆习知”，“奴酋狡诈机警，内地一举一动无不周知”。后金军攻陷抚顺、沈阳和辽阳等地，都大量依靠内应和间谍。比如，朝鲜史书《谍海君日记》记载：“奴贼攻城非其所长，（辽阳）陷入城堡，皆用计行间云。”

具体到萨尔浒之战，大量后金间谍使得明军“师期先泄”，也让后金军“得预为备”。而具体到作战中，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对明军实行各个击破战术，靠的也是战场情报上的单向透明。而相比之下，明军在萨尔浒战场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从杜松和马林部覆灭之后，刘綎部队仍浑然不觉就可见一般。

由此可见，以杜松部为代表的明军，在正式的战斗展开前，已经在“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相对后金军都处于下风，在战略上已经处于相当被动和不利的态势。此战还没开打，明军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