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衰弱和程朱理学的兴盛有关吗？明朝的灭亡和阳明心学的兴起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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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说程朱理学和南宋的衰弱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博大精深，其细微幽妙之处断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所以，这里只简单归纳一下其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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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说程朱理学和南宋的衰弱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博大精深，其细微幽妙之处断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所以，这里只简单归纳一下其理论学说的负面影响。
（一）程朱理学的自身缺陷。
不可否认的是，程朱理学很多理论是占不住脚的，这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学不能致用，知行不能合一。关于这一点，有识之士看得非常清楚，元代袁桷在《送陈山长序》中说：“朱文公之说行……以《四书》为标准，毫杪摘抉，于其不必疑者而疑之……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功用少而取效近，礼乐刑政之本，兴衰治乱之迹，茫然不能知”。大言欺世，对治国理政却“茫然不能知”（可参见本文最后的方孝孺），一语中的。
第二，不能自圆其说。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在今江西上饶鹅湖寺，理学内部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这场内战以“理学”朱熹失败、“心学”陆九渊胜出而结束。过程我们略去，只知道结果就够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双重标准。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义正言辞，不容商量。但是，孔圣人却说：“食、色，性也”，也就是说，最初的儒学是不排斥男欢女爱的。朱熹却要求背人性而驰，关闭一切人体机能，吸风饮露，做道德完人，这可能吗？结果很遗憾，因为朱熹本人就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奸宿尼姑，通奸儿媳”已经成为了他“圣人”之外的另外一个标签。
程朱理学，你何以服人？
（二）两宋的衰弱。二者关系不大，或者说几乎没有关系。两宋之衰亡在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整个民族失去了血性和精气神，在与外族的对抗中从一开始的不胜不败到后来的一败再败到最后的畏战畏死甚至妥协投降，就连合约也一个比一个屈辱（檀渊之盟、隆兴合议、嘉定合议）。二是“燕云十六州”地理屏障的丧失，让两宋的身子骨先天不足，无论是辽还是金，一个俯冲就兵临开封、举国震动。三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尤其是宋辽“檀渊之盟”，给两国带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相当于给后来的大金国养了两只肥羊，甚至辽和北宋连灭亡的时间和过程都一个样。
还有一个说法是南宋因程朱理学而亡国。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赵昀不仅为理学平反，还把两宋几个理学大家推上神坛，帮助理学完成对学术江湖的“大一统”，使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宋理宗的庙号即来自于他对理学推广的巨大“贡献”），而仅仅38年后南宋就亡了国。在周密《癸辛杂识》中提到：“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
二、再说“心学”和大明之亡
说两宋因程朱理学而衰弱言之过重，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思想的滑坡和僵化。这绝非危言耸听，对比一下“心学”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一）陆九渊和“心学”。在“鹅湖之会”中胜出的陆九渊有一个核心观点：“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我一直认为，如果这一理论从宋代就替代程朱理学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那么，“鹅湖之会”引发的将是属于中国的“文艺复兴”，以后的千年，蒙昧和僵化统统都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理性的和极具创造力的民族。
但是，一千年前，这一理论让全天下炸了锅——“心学”摈弃了“三纲五常”，凡事不再以圣人和领导指示为准，而是遵从于内心和天地间的自然法则！
要命了！
用“大逆不道”来形容当时朱熹尤其是官方的心态最恰当不过了。从先秦的孔、孟到西汉的叔孙通、董仲舒再到两宋的二周和程朱，统治阶级殚精竭虑劳心费力，把先秦儒学进行了阉割和异化，规定在家听父母，在外听领导，由“孝”而“忠”，一步步完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结果“心学”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全民族思想大解放，那这么多年来的“愚民”、“弱民”不全白费了吗？
所以，朱熹和“理学”不胜而胜，陆九渊和“心学”不败而败！
（二）伟大的王阳明。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因为“程朱理学”是官方之学，而王阳明的“心学”是人性之学；前者的生命力靠的是统治阶级的追捧，而后者代表的则是永恒。而且，王阳明与程朱理学一派的最大、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知行合一。也就是说，程朱一派只知道空谈，而王阳明一派却能经世治国。这从他江西剿匪、平定宁王之叛的手段就可以看出。而“天泉证道”则更展示了他的“学究天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三）“心学”和大明之亡更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大明朝之亡有诸多因素，旱灾、蝗灾、民变、清军入关、吏治腐败、党争以及冥冥之中的所谓“气数”。而其中“党争”的几方恰恰就是平时牛皮哄哄、不可一世的程朱传人，尤其包括以“道统”自居的东林党人。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明初被朱棣“诛十族”的方孝孺，他的气节的确让人敬佩，但他的所做所为却让人不知所谓：在朱棣兵临金陵城下的时候，他不是赶紧帮建文帝想退敌的办法，而是在皇宫里和朱允炆讲经——试问，这种人即使道德再高尚，于国、于君、于民有什么用处？
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高下立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