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都是明朝将领，都是忠臣，袁崇焕为什么还要杀毛文龙？
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迷，至今为止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历史学家也没有确切的说法（说法很多，但没有确切的结论），而袁崇焕后来被崇祯处死，其中的一条大罪就是擅杀边
因为袁崇焕的偏执斩将，驻守鸭绿江口的东江总兵，在明朝与后金、朝鲜边界地带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毛文龙，仿佛辽东上空滑过的一颗流星，迅即消逝，其本来面目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是非功过更难评说。
关于毛文龙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40年。李光涛在他的《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一文中，清理了毛文龙的事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作为东江总兵的毛文龙在此文中被说的一无是处，而袁崇焕的擅杀却被大加赞扬到了几乎偏激的程度：“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19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也有类似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此举“一无错处”。
毛文龙的历史真面目到底是怎样的？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过麻衣相术，摆过拆字地摊。后浪迹天涯，来到山海关边塞，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行伍生涯。
天启元年，经友人引荐，毛文龙成为辽东巡抚王化贞标下的一名游击。后金攻陷辽阳时，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
皮岛又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一地区对于明朝极具战略价值。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招商引资，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东江就成了一方雄镇。
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计议后，率部攻下金州，命部将张盘驻守，自己仍退回皮岛。由于此战告捷，金州与皮岛形成互为犄角之势，陆路可以遏制后金南下，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皇帝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并挂将军印，赏赐尚方宝剑。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外海有牵制努尔哈赤的功劳，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评价很具体，很精当——
“东方自逆奴（努尔哈赤）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腋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
天启皇帝在谕旨中也多次称赞毛文龙：“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
但站在残酷现实角度讲，孤悬海上，面对如狼似虎的后金，要立于不败之地，谈何容易！
毛文龙不是呆将，他颇懂得周旋之道。皇太极即位后，他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多次和皇太极联系，相约和好，维持边疆安定。崇祯皇帝鉴于他的独特作用，继续对他实施优容方针。
毛文龙毕竟是一介武夫，如此内有优容，外有周旋，始终握有一方雄镇后，他自然就有了一些拥兵跋扈的趋势。
抓大放小，对大局有益的情况下，毛文龙这点武人的毛病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明末的朝堂十分狭隘，根本容不下毛文龙人狂势盛，因此对他的攻击掣肘，颇多。
但崇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客观冷静的，时常要为毛文龙说一些公道话。
袁崇焕从一开始就想收拾毛文龙！
崇祯元年新任“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的袁崇焕，离京之前在谈到平辽方略时，并没有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位置，而是主张“先从东江做起”，说白了就是，先把势如割据，不受节制的毛文龙收拾了再说。照他的话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很明显，“可用则用之”只是他欲杀的托词。
上任不顾现实，即要官场权威，袁崇焕在此处一身的士大夫官僚毛病，难称英雄。
作为钦差督师大臣的下马威，袁崇焕上来即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沿海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此举不为针对后金，而是为了卡住毛文龙经济来源，逼迫他就范。
无可奈何下，毛文龙只好向皇帝申诉，说袁崇焕封锁登州沿岸，“是拦喉切我一刀。”
因为任命袁崇焕是自己的主意，并且已经授予了尚方宝剑，袁崇焕可以全权处置蓟辽、登莱以及天津一带军队的一切事宜，尤其还有袁崇焕那句“五年收复辽东”的豪言壮语在，此时的崇祯已经不好表态。
毛文龙见皇帝没有表态，再次上疏，倾诉孤撑海外的苦衷，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接下来的祸患，他提醒崇祯说，袁崇焕这是同室操戈。
崇祯能怎么办，只好充当和事佬，他淡淡地回复毛文龙说：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
言下之意，袁崇焕五年收复辽东，是当前第一等大事，这五年，大家都要忍耐一些。
让崇祯没想到的是，袁崇焕根本不给毛文龙从长商榷的机会。
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以巢穴擒虎的心机，抵达距离旅顺口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的双岛，次日，毛文龙从皮岛赶来，双方拜会。
袁崇焕杀毛文龙，看似是忠君为国，其实是狭隘偏激，自取灭亡。
文人的心机是武夫没法比的。
六月初三日，袁崇焕检阅军队，毛文龙率领将官列队欢迎。次日，毛文龙设宴为督师大人接风。席间，两人密谈至晚间，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袁崇焕杀心已下是肯定的。
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召集毛部将士，犒赏随毛前来的三千五百人，话到一半，见时机成熟，袁崇焕突然向毛文龙兴师问罪，一口气宣布了十二条“当斩之罪”——
其一，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其二，全无战功，却报首功；其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其四，侵盗边海钱粮；其五，自开马市，私通外夷；其六，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其七，劫脏无算，躬为盗贼；其八，好色诲淫；其九，拘锢难民，草菅人命；其十，交结近侍；其十一，掩败为功；其十二，开镇八年，不能收复辽东寸土。
袁崇焕开列的这些罪状究竟是否属实，已经无法核对，但即使全部都是事实，这十二条中也只有二三条够的上罪状，其余各条大多是官场或军队的通病，并非毛文龙独有，根本论不上“当斩之罪”。
豪言壮语的背后有时候是心虚不安。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即是如此。
他向在场的毛部将士大声说：“今日杀毛文龙，如果本部院不能为朝廷收复辽东全部领土，愿意用尚方宝剑偿命。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如果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
说完，袁崇焕又朝西叩头请旨，说道：“臣今日诛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
把话说的这么绝，结果一语成谶，之后袁崇焕死得比毛文龙更惨。
袁崇焕明知五年复辽是空谈，为何又把话说得如此决绝？
只能说袁崇焕恐非真正的坦荡英雄，只是一时空豪迈。
因此《国榷》中说，袁崇焕杀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
而一些朝臣对袁崇焕的批评更深刻，总结成一句话，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断大明牵制后金的战略臂膀。
袁崇焕杀毛文龙带来了哪些直接恶果？
不久，皇太极在无后顾之忧的有利下，率军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直接导致了己已之变。
此外，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在登州哗变，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不久，孔、耿又率部投降皇太极，成为南下攻伐的急先锋。
固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杀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