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民族特别推崇祖先、仰慕强者,并由于“同质性”,使个人和民族融合而存在一种国民整体感。对于他们而言,祖先的辉煌就是他们的光荣,个人的光荣便是整个韩民族的光荣。基于崇尚祖
韩民族特别推崇祖先、仰慕强者,并由于“同质性”,使个人和民族融合而存在一种国民整体感。对于他们而言,祖先的辉煌就是他们的光荣,个人的光荣便是整个韩民族的光荣。基于崇尚祖先的民族性,特别注重“文化历史共同体”的维护,视其族裔传统文化为滋养民族和民众的沃土和唯一的文化来源,使韩国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遗留存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具有较强的“认同性”。加之“文化中心论”的民族主义感情要求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认同这些文化遗产便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目标。它成为民族集体自豪和爱国主义的一部分,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寻求政策合法性和贯彻实施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国土面积相对狭小,地理位置特殊,安全心理较强,因此带有利己排他倾向。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度,又因其地理环境特殊,造成朝鲜民族对于生存的心理需求强于其他国家,在努力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也培养出了民族性格中的排外倾向。正是由于它的闭关自守,排外态度,被西方人称之为“隐士之国”。
二战朝鲜民族被人为地分裂。“由于内部纷争和体制不同,半岛南北各自在美苏的支持下建立了国家,并且最终引发了民族间的战争,这就使得韩国形成了以反共为核心、北韩形成了以反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从而,韩国的民族主义开始敌视并排斥同一民族的朝鲜,并出现了双重性质,即“国家统一指向下的包容性和敌视排斥北韩的排他性。后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创造了“汉江奇迹”,实现了经济的大崛起。更使韩国人感觉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优越,更加突出强调本民族的集体自豪感。90年代以来,“世界化”开始成为韩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将世界看成是为国民而存在的,而韩国无疑应该处于优势地位,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性膨胀。而到金大中政府时期,1997年是韩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韩国经历了金融危机导致的社会混乱与挫折。而IMF对韩国经济的过分管理干预,在其看来是伤害了韩国民众的自尊心,一时间“美日资本阴谋说”甚嚣尘上,激起了韩国民族主义。从而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凸显了以支持国货为表现的民族主义排他性。二战后在国民教育理念下逐渐形成“自强自立”精神和较高的“警惕性”。韩民族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性格形成的直接因素就是受到了二战后形成的教育理念的影响。在1945~1948年,韩国确立了民主、民族主义教育理念;1948~1961年,确立的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在1949年末制定的教育法中第一条规定:教育的宗旨是在弘益人间的理念下,协助所有人完善其个人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公民应具有的资格,使其为国家的建设服务并努力实现全人类的繁荣理想;而1961年之后,由于二战后西方思想和技术的涌入,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教育重新强调树立国格观念,培养尊重历史和传统的态度和创造性的进取精神;直到1992年后,要做“世界人”的教育。可以看出,韩国光复后,首先强调的是教育的民族性和民主性及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民主理念的确立在二战刚刚结束这一历史背景下是必然的结果,而民族这一理念的确立和国家理念的强化则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文化强调家庭集体和社会的相互尊重,这对韩国民族主义观念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在儒家“自强精神”的基础上,陆九渊又提出“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语言”的思想。而所谓的国民精神教育就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民族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和民族复兴的责任,确立民族主体性,以实现复兴韩国的民主思理想。正是由于韩国对外政策带有较强的民族性格,使得韩国在处理周边国家和世界事务时经常受到本国民族主义特征的影响,这也是韩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更深层次原因。由于历史上与日本一样剽窃了部分中国儒家思想并且应用得不错,所以韩国人的无知自大称得上是闻名全球了。篡改历史、惦记中国长白存在——做人,还表现出与自身地位完全不符的骄狂,甚至沦为世界笑柄仍毫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