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为什么视李鸿章为李林甫、秦桧等那样的“汉奸”？

首先的为李鸿章定位。
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维护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只要符合地主阶级利益他都拥护，只有损害地主阶级利益他都反对。
其次他着重维护的是淮南小集团利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他们主张“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强调满汉之别，在这段时间，他们视为清廷服务的汉人为大汉民族的“汉奸”，李鸿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革命派刊物《檀香山新中国报》说李鸿章“实中国之民贼，为爱新觉罗氏一姓一家之人。却为那拉西后一人一己之人。”并且和梁启超一样，否定平发剿捻为李鸿章的功绩，称这只是“珍灭同类，剥丧民权，谓为勒粗之功臣则有之，谓为中国之功臣则未也。”

这显然比之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更加的激烈，认为李鸿章“平吴剿捻”不仅不应该得到肯定，还该将李鸿章作为“民贼”来批判。但二者都明显的将效忠民族和国家与忠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观念分开了，这就影响了李鸿章在他们眼中的形象。

《香港中国日报》“自古无才不足以济奸，前人论之详矣。如西汉之王莽，东汉之曹操，唐之李林甫卢祀，南宋之秦桧，此皆有过人之才，以窃取高位，而清之李鸿章则更驾而上焉。……李鸿章仅能为满清朝廷保其私产，而不能为国家扩其利益也。”在这里李鸿章成为了王莽、李林甫、秦桧等那样的“奸臣”

他这样评价李鸿章的理由，是因为他认为李鸿章“仅能为满清朝廷保其私产，而不能为国名扩其利益也。”显然，在作者眼中国家利益与满清朝廷利益不同，不仅不同，甚至还相冲突。这与清末清廷给李鸿章的盖棺定论，以及李鸿章身后传统文人将他比作诸葛亮、郭子仪等完美忠臣形象做了彻底的颠覆。

《民报》刊发大幅讽刺性政治漫画，并在画下注明“过去汉奸之变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显然，在革命者眼中李鸿章等人是为满人服务，残杀同种的“汉奸。

革命派认为李鸿章是“汉奸”，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革命派接受了近代国家民族的观念，与传统“忠孝”观念彻底决裂了，所以李鸿章不再是“忠臣”。

二是出于革命的需要，革命派根据“反满”的政治需要，对李鸿章“断章取义”。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族的观念替代大汉族主义，被国人认同并接受，李鸿章“汉奸”的形象失去了政治意义，也不符合历史真实，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李鸿章“汉奸”的形象存在的时间很短，很快就无人提及了

无论是维新派的梁启超还是后来革命派的文人，他们受到西方学说的影响，从民族国家的观念出发对李鸿章进行了审视，反映了清末从“忠君”到“死国”的思想观念转变，近代国家意识开始觉醒了。

从秦汉到晚清，整个帝国时期，君主都是国家的象征，在纲常礼教的教育下，忠君就是忠于民族和国家。但清末以来，新型的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出现，忠君不再等同于效忠国家。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的建立，这种近代观念发展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清末，官方对李鸿章盖棺定论所作的“忠”的评价，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忠臣”形象，随着近代意识的觉醒，很快地土崩瓦解了。

清末，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近代，但传统文化在人的思想中依然根深蒂固，对人物的评价更是影响深远。对李鸿章的评价在传统的惯性之下，保持着中古社会人物评价的特点，即以忠孝文化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泛道德化。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身处清末那样一个矛盾复杂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李鸿章不可避免的因为其政治主张，遭受来自各个不同政治群体的非议。他们各自秉持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对李鸿章口诛笔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