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在位早期英明岢察!后期也非常精明。
由于武宗帝死后无嗣,由武宗帝的母亲张太后和内阁首辅们决定从皇室近支找一位继承大统!最后选中朱厚傯(嘉靖)继承了皇位。
嘉靖帝在早期
衡量政治人物从来就不以贪不贪作为主要指标,起码不是唯一指标,比如张居正,拯救了频临破产的大明,同时也是一个贪官。嘉靖是聪明,也不是神仙,不可能完全洞悉严嵩集团究竟贪了多少。更重要的是,嘉靖需要严嵩,甚至说离不开严嵩。
严嵩到底有多贪?
关于严嵩贪污纳贿的说法,有个叫《天水冰山录》的笔记记载最清晰,这本书记载了严嵩被抄家后,所得财务清单,文字达六万多字。按《天水冰山录》所言,严嵩家里“净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
光是黄金就二万多两!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进入巨贪排行榜前五位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这个说法未必靠谱,《天水冰山录》只是一本笔记,不是史书,作者还是个清朝人。
史书上关于严家的富裕程度,基本出自旁人之口,很笼统,形容词堆砌而已。也就是说对严嵩的贪,抛开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和道德说教的批评外,没有靠得住的事实。
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严嵩很清廉?不可能!清廉肯定跟严嵩不沾边。
大明王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如果没有额外收入,养家糊口都困难,像严家这种豪门大户,靠工资怎么能活得那么滋润,贪污受贿肯定少不了。
这种情况,对大明来说其实就是公开的秘密。比如跟严嵩斗了十几年的徐玠,他贪不贪?徐玠老家光良田就有二十四万亩!哪来的钱?张居正更不用说了。
既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严嵩贪了多少,那就说明,严嵩虽贪,也算不上巨贪,基本是潜规则范围的事。尤其对严嵩这个位置的人来说,财富肯定不是他的第一追求,追求财富的更多是他的党羽。
嘉靖知不知道严党的贪婪?
严嵩虽不算巨贪,但架不住严党内部贪蠹成风。比如盐运使鄢懋卿,此人靠严嵩撑腰,一人掌握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个盐运司,将全国的财政大权几乎捏在手里。
这家伙富到什么程度,小便器都是银的,出门的专车很拉风,装饰城五彩舆,不用马拉,而是用十二人抬,还得用女子抬。
严党成员的贪婪,有时候让人咋舌,有个叫万采的大理寺卿,居然把别人孝敬严嵩的八万两银子,私下截留了。鄢懋卿听到消息后,又插了一杠子,以欺诈的方式,从万采那里骗来二万两。
严嵩贪婪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些党徒搞出来的,包括他的儿子严世蕃。电视剧《大明王朝》说严世蕃娶了九房姨太太,睡象牙床,挂金丝帐。事实上严世蕃的妻妾远远不止九房,有资料说严世蕃有妻妾二十七人。民间传言,《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的原型就是严世蕃(严世蕃,小名“庆儿”,号东楼,对应“西门”)。
有这一群党徒在,严嵩想不“贪”都难!
那么嘉靖知不知道严党如此贪婪呢?知道又能怎样?
嘉靖为什么要用严嵩?
问题的核心是嘉靖皇帝根本离不开严嵩,他需要严嵩这个万能工具!
严嵩之所被称为奸臣,除了为揽权残害了一些政敌而外,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对嘉靖皇帝无原则的迎奉。
嘉靖笃信道教,他不惜当“青词宰相”,把自己的那点才学,都献给了神灵。嘉靖需要大量钱财,兴建道观、炼丹药、养妖道,严嵩就不择手段替他搜刮民脂民膏。甚至甘心当小白鼠,替嘉靖尝试丹药的功效。
这是奸臣吗?对皇帝的这份忠心,谁能比得上,八十多岁的老头了,拼上身体、拼上名誉,什么都不要了,一心为主子服务,请问上哪儿找这么条忠犬?嘉靖怎么舍得让严嵩退休,不用到死才怪!
严嵩临死前曾经写下两句诗:“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那时候他已经被抄家,生活的极其落魄。人在一辈子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最真心。这两句诗很清晰地表明了严嵩的自我认知,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赤胆忠心的忠臣。
一个人将自己的作为,上升到理念,上升到价值观,先不说价值观对错,单说他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必然超强。严嵩把对嘉靖的奉迎,视作最大的忠,这就是他的信条,你能说嘉靖选错了人吗?
畸形的君臣关系如何形成?
站在人民的立场,嘉靖肯定值得批判,严嵩需受到唾弃。不过,别忘了那是封建社会,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皇帝不叫皇帝,叫君父,其实嘉靖的作为,哪一点像“父”?无非是个自私贪婪的独夫民贼罢了!
民本思想虽然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也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本分。可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帝制,让皇权越来越走向独裁,人民越来越边缘化。进而发展到,像严嵩这样的读书人,逐步堕落到极端的唯君是忠的地步。
如果我们还不能看清,就在向后看看清王朝,不光“民”没了,连“臣”都没了,只有“奴”!在对比一下严嵩对嘉靖的所谓忠,意外吗?不意外吧,整个大清到处都是“严嵩”。根子在哪里?帝制结构发展的必然阶段,历史的选择而已!
综上所述,严嵩是贪,但也绝不像文学作品里那么丧心病狂。嘉靖皇帝出于自私的目的,他不会在意严党贪了多少,而是更在意自己得了多少,嘉靖从来不觉得人民跟他是利益共同体,而是他榨之不竭的输血机。严嵩眼里也没有民,他所效忠的对象只有皇帝,那才是他最大的忠。这一切的根,并非历史创造出了两个畸形人,而是帝制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