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柳条边禁令对那时东北的丢失产生了什么影响？

不请自来。
柳条边是一条用柳条篱笆修筑的封禁界线。又名盛京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辽河地区和吉林部分地区，是满族贵族的发祥地。
柳条边始筑于崇德三年（1638年），康熙二十年

学识浅陋，冒昧回答

清代东北地区的封禁是中国历史上一 种特殊政策。

清初，为确保清王朝的“祖宗肇 迹兴王之所”[1]，清王朝在东北建造了一个具 有 封 界 性 质 的 边 墙，它的设置和废 除对东北地区的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尤其是对 当时的民族融合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清代柳条边的修筑及其原由 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墙、柳城、条 子边，是清王朝入关后于东北辽河地区和吉 林部分地区修建的一道边墙。柳条边全长 1320 公里，走向呈一“人”字形。根据修筑的 时间，可分为辽河流域的“老边”和吉林地区 的“新边”，以开原威远堡为交会点。 “老边”修筑始于清初立国皇太极时期， 成于顺治年间，又分东西两段，西段自山海 关长城起，大致沿明辽东边墙方向，横经今 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义县，至黑山县白土 厂门，另修新线，横穿辽河套向东，经彰武台 门、法库边门过辽河至庆云堡、后马市堡至 开原威远堡止。东线由威远堡起，东南经清 原东北之英额门，过浑河、苏子河，达新宾旺 清门，西南通过本溪碱厂，又沿明辽东边墙 至凤城折而向南，直至鸭绿江入海口右岸的 “窟窿山”海边止。 “新边”修筑晚于“老边”，于清康熙年 间，也从威远堡起，一路向东北伸展，至吉林 市北法特哈东之亮子山一段。与“老边”西段 连成一线，边外为蒙古牧地。

清代柳条边，顾名思义其构成主体是 “插柳为边”、“掘土为壕”。曾于清康熙年间 到过柳条边内外的杨宾在其所著的《柳边记 略》卷一中描述道：“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 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 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 边。”[2]卷 1 柳条边就是一条用柳条修筑的篱 笆。柳条边的修筑办法，是先用土堆成宽、高 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根， 各根柳条间再用绳子接横条柳枝，即“插柳 结绳”。土堤的外侧，再挖掘深八尺、底宽五 尺、口宽八尺的梯形边壕，以禁行人越渡。 柳条边墙是继长城以后又一条载入中 国史册的长墙。

然而，其长度和规模，尤其是 坚固程度上都不能与长城相比，这便涉及柳 条边的设置原因。 顺治年间，清军入关，不久便将中央集 权由沈阳迁到北京，辽沈地区是满族贵族的 发祥地，是清入关前的统治腹心，也是争夺 全国统治权的根据地。辽河流域和吉林部分 地区，在满族统治者看来是他们“祖宗肇迹 兴王之所”，是“我朝龙兴重地”[3]卷 8 ，为了维 护这一地区的特殊性，便把这一地区划为特 殊地带，严禁其他各族尤其是汉人入内，任 意开垦，以防损害所谓“龙脉”，“玷污”了他 们的圣地。所以，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护“龙兴 重地”，以巩固其“根本”，便修筑了柳条边。 这一原因在乾隆皇帝的《老边诗》中体现得 很清楚，诗中写道：“征战纵图进，根本亦须 防。”[3]卷 16 可见，保护大清“龙兴之地”的风水 不变正是清统治者修筑柳条边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则是为了保存固有的满族 文化。满族本为半农半牧的民族，擅长骑马 射箭，骁勇善战，而满族就是靠这些本领才 能入主中原，为了巩固政权并保有战斗力， 满族当然不希望被不谙习武的汉人所同化。 辽河流域和吉林部分地区，都是满族聚 居的地区。因为上述原因，清朝统治者便对 东北采取了封禁的政策。封禁的手段就是柳条边。

第三个原因则是经济方面的。东北地区 有很多的特产资源，有人参、貂皮、鹿茸角、 珍珠等珍贵物品。满族皇室、贵族为了独占 这些特产，于是以柳条边为界设立禁区，这 样既防止了边外汉人侵入掠夺，侵害满人原 本的经济权益；也防止边内满人自由流动到 产有人参、貂皮的禁区去。一切采捕事务均 设官管理。《柳边记略》云：“柳条边外，山野 江河产珠、人参、貂、獭……诸物，设官督丁， 每岁以时采捕，……或特遣大人监督，甚重 其事。”[2]卷 3 为防止各族人民私自采捕，清政 府在柳条边内外“每年四季由内外城守尉、 防守尉、协领内按季各派一员，带领官兵巡 查边之内外卡论境界，查拿偷砍木植、私挖 人参、偷打鹿茸贼犯”[4]卷 722。

所以这一边墙也 是为了保护经济特权而设的一条封禁界线。

除了上述原因，清朝统治者还利用柳条 边达到缓和满族内部阶级矛盾，保持经常征 用的八旗武装力量，制造民族矛盾已达到其 统治的目的。 综上所述，清代柳条边的设置是满族贵 族统治者为维护清朝皇室的“发祥重地”、防 止满族汉化、独占东北经济特权所采取一种 封禁措施。这种限制人民进入东北开发的手 段，不仅阻碍了东北地区开发的脚步，也严 重阻碍了东北地区各民族人民的交流、融 合，但是随着各族人民不断斗争及经济、文 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封禁界线渐被突破，到 乾隆年间，柳条边已形同虚设。

二、清代柳条边的解禁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 设立柳条边，禁止各族人民到柳条边内外采 参、捕珠、开垦及旗民杂居，但是统治者的意 志却不能阻止历史的发展，东北地区的民族 融合是现实所趋。 清入关并定都北京后，八旗士兵转战关 内，原来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满人也随之大举 移入华北地区，造成原本就地广人稀的东 北，显得更加空虚，而此时的中原灾荒不断， 人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东北的丰饶富庶、 地肥水美的现实对他们而言，是具有相当大 的吸引力的。

于是大量的汉人便在清朝统治 初期向东北地区移入。移民引起了清统治者 的担心，顺治七年（1650）颁发“旗民不交产” 的命令（八旗土地不准卖给汉人），顺治八年 （1651）即修筑了辽河流域西段的柳条边，对 东北实行封禁。康熙元年（1662）重申禁令。 《柳边记略》记载：“凡出关者，旗人须本旗固 山额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满文票；汉人则呈 请兵部，或随便印官衙门起汉文票。”[2]卷 1 对 于柳条边各边门防守更严，“有私越者，必置 重典”[5]。统治者的禁令仍不能阻止关内人民 的脚步，面对东北这个逃荒求生的目的地， 各族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有如今天的偷渡 客，置生死于度外，不顾一切地潜入。

雍正时进一步严申柳条边各边门的禁 令，雍正四年（1726）复准：“旗人、商民有进 威远堡、法库等处边口者，呈明该管官给予 印票，管关口官验票放行。”[4]卷 505 对于违反 禁令的官员，“交刑部严加治罪”[4]卷 505。上述 法令致使许多人被抓，受到严厉惩罚。可是， 侥幸者大有人在。汉人的潜入势不可挡，“闯 关东”成了中原饥民的行动口号。到乾隆初 年，柳条边实际上已是荒废失修，形同虚设。 流民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尤其是辽河流域）， 与满人杂居、慢慢融合，这就迫使清政府不 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 二月，传下谕旨：“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 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但承 平日久，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 集，若一旦驱逐，必致各失生计，是以设立州 县管理。”[6]

柳条边的废弛是必然的：第一，由于天 灾人祸，关内大量破产农民为求生存到东北 开垦，清政府怕惹起变乱，被迫开禁。乾隆八 年（1743），天津、河间等府大旱，饥民大批从 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北往，乾隆破格 下谕开禁，密告官吏“准流民出口就食”[7]。次 年，直、鲁、豫各省又大旱，清政府也援例允 许饥民出关觅食。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 又“准令无业贫民出口觅食”[4]卷 505。这实际上 是对柳条边的弛禁。第二，关内旗人庄田主 也需要劳动人手，这也是促成弛禁的一个原 因。早在顺治十年（1653）以后，八旗兵丁多 次由关内调向东北各地驻防，很多眷属也随 兵丁由关内回到关外，这样东北地区的旗地 和庄田就大量增加起来。在饥民流入东北的 情况下，“各庄园之庄主一向是渴望人工的， 非特不加拒绝，反极尽招徕之能事，于是借 垫牛粮种子，白住房屋，能下田的去下田”， “能种菜的去种菜”[8]。他们并没有执行清政 府的禁令，相反却进一步吸引流民的北往。

此外，至道光时，国外各帝国主义列强 侵略中国，国内各族人民不断起义，清统治 者“部库支绌，各城俸饷，十不及一”[9]，清政 府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不得不求助于农 垦收入，采取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的建议： “地方既属拮据，私垦之民一时又难驱逐，与 其拘泥照前封禁……莫若据实陈明，招民试 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10]所 以在防不胜防的大势所趋之下，清政府也逐 步认识到：开发东北对增加税收、缓解与汉 人的矛盾大有裨益。于是，结束了长达近二 百年的封禁，在咸丰十年（1860）废弃了柳条 边墙，使其走入了历史[11]。

三、清代柳条边的废弛对东北地区民族 融合的影响 清代柳条边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是广泛 且深远的，尤其在民族融合方面。它的设立 限制了人民的自由迁徙，直到清末东北弛禁 后，进入东北的移民人数才达到顶峰。 就穿越柳条边来到东北的移民人口成 分来看，山东人是关内人“闯关东”的主体。

清代以来，就有山东人移民东北，到柳条边 解禁时人数更达到了顶峰，有数百万之多。 他们开始定居辽河流域，渐次北进[12]。由于 大量移民的进入,满汉杂居共处,相互学习, 加之移民来源地较为集中,因此移民不但将 原住地的风俗带入东北地区,而且还扎下根 来,致使东北地区的社会风俗——无论是人 生习俗、生活习俗,还是岁时民俗或信仰习 俗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北地区的发展逐 渐地接近内地文化水平。

这一历史功绩虽然 不能完全归功于汉族移民,但汉族移民作为边疆地区社会变迁历史合力中的一支分力, 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时,东 北地区对移民风俗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 行了优化整合,形成了既不完全同于关东,又 不与中原地区一致的东北地区特有的风俗 习惯,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习俗由民族性特 色到地方性特色的转化十分明显。此后,满 汉蒙之间的一致性愈益增多,旧有的显著差 别陆续减少。正如史料所云“: 东北地区因汉 民寄居者日众,是以久而自化,满洲人亦皆用 汉语,尽用汉字,驯至互相同化,互通婚姻,文 化日进,畛域除焉”[13]，大大促进了汉族同少 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民族团结进一步 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增强,对于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