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杨应龙为什么要造反？
周朝号称享有800年江山，实际上不但有西周东周之分别，在分封制的背景下，周朝天子并不拥有真正的帝国实权；汉朝有400多年江山，中间也被王莽插进去一个十几年的新朝。宋朝名义上有30
播州杨氏本身就是氏族政权，在700多年的历史中，虽由中央王朝统属，但军政自主，实属国中小朝廷，对朝廷的贡献就是财政“协济”和地方“维稳”。如果杨氏政权安稳听话，自然不会惹祸上身，但若有不臣之举，中央王朝就不会容忍。所以杨应龙造反一事有明廷逼返的因素，更主要是因为杨应龙本人的问题。
杨氏政权
播州杨氏政权自唐末“永镇斯土”开始，由杨氏一世祖杨端开创基业，到杨应龙时已经是传承二十九世。统治面积也由唐朝播州北部（现遵义市），到明万历年间播州宣慰司所辖八司中的播州、真州、荣山三司。
杨氏政权从广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土司世袭政权。唐僖宗时，封平叛南诏有功的杨端为播州侯，以“杨氏一族世袭永镇播州”，自此，杨氏于播州开始了世袭家业。朱温发动兵变后，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杨氏政权于中原文明失去联系，开始与播州当地少数民族开始融合，兼并周围少数民族氏族，并逐步发展壮大。也是在此乱世期间，杨氏于战乱之外独善其身，虽与罗闽部族战争不断，但终归是地方小规模的领土争夺战，并不像中原大地上的多方势力互相攻打，所以杨氏一族在此期间得到了稳定发展。
宋太祖乾德三年时（公元965年），五世祖杨实献地归宋，杨氏政权回归中央朝廷，宋廷也在杨氏统治区设播州宣抚使，仍以杨氏世袭传承。北宋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相当繁荣的一个时期，此期间的播州杨氏也是如此，据史料记载的“播州杨氏，至粲始大”，正是杨氏十三世祖杨粲的时候，播州杨氏已呈鼎盛局面。经过财富和实力的积累，播州也成为宋朝西南地区的一支强大力量。当蒙古南征南宋时，播州杨氏在四川战区立功无数，被宋理宗赐封“御前雄威军”称号，十四世祖杨价被封“武功大夫”。抗蒙后期，十五世祖杨文为四川兵马总管余玠提出“保蜀三策”，后经杨文推荐冉氏兄弟修建钓鱼城抵抗蒙军，并成功抵御蒙哥汗的大军，成为千古佳话。
时至蒙元时期，中国大地只剩播州未被蒙古铁骑征服，后因忽必烈的招安，杨氏十六世祖杨邦宪为免生灵涂炭，向蒙元王朝称臣。元朝在此设置播州安抚司，追杨文为“播国公”。杨邦宪受封“杨赛因不花”，仍允世袭。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廷升设播州为播州宣抚司，统辖十九个长官司和诸苗族峒寨（现贵州东北部和重庆綦江）。元武宗大德七年（公元1301年），十七世祖杨汉英为元廷平叛有功，封为“资德大夫”。
五司七姓
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杨氏政权向明廷归附，明廷延用蒙元土司制度，设播州苗疆土司，后改播州宣慰司，下辖西南八司，由杨氏世袭统筹。但真正属于杨氏基业的就是播州、真州、荣山三司，其余五司由七个少数民族氏族管理，称之“五司七姓”。
杨氏至五代十国起，由杨端遗命，令杨氏家族这一汉族外来势力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融合，杨氏一族就在播州生根发芽，对待地方氏族亦和谐相处，虽为中原王朝平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叛乱多有杀伐，但总体上少数民族大家氏族与杨氏关系不错，因此历经十数代均较安稳。杨氏政权在中央王朝眼里也是维护地方稳定的核心力量，明朝时期，二十九世祖杨应龙为明廷平定了四川的“苗人叛乱”，中央朝廷加封其为骠骑将军。
杨应龙在《明史》中的评价为“生性雄猜、阴狠嗜杀”。因清人修史多有贬低明廷的嫌疑，所以对明朝暴乱之臣杨应龙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比较客观。杨应龙对辖下“五司七姓”暴虐不堪，常诛杀立威，掠夺五司财富，所以与七姓氏族结怨颇深，“五司七姓”与其离心离德。因杨应龙受小妾田雌凤挑拨，擅杀了明廷册封的诰命夫人和其母。首先“诰命夫人”是君王册封，未受君王许可，不得惩罚，更别说杀害。其次岳母亦为母，杀母乃大逆不道之罪。因此“五司七姓”抓住把柄，一纸御状告到明廷。虽万历皇帝未做惩罚，但杨应龙与“五司七姓”彻底翻脸，为后来的事态埋下伏笔。
财富之争
杨应龙在播州的势力盘根错结，并有一些不臣举动，据史料记载，杨应龙居所雕龙饰凤，私自养用阉宦，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这也成为落人口实的把柄，而这个口实被贵州巡抚叶梦熊所掌握。贵州在当时属于财政贫瘠的省份，贵州财政尝尝靠播州内辖土司“协济”，但杨应龙为人跋扈，掠夺各中小土司财富据为己有，而杨氏管辖范围又非贵州“协济”范围，川贵两省也常为争夺播州“协济”发生口角，而杨应龙与四川巡抚李化龙私交甚好，财富倾向四川，因此贵州巡抚恼羞成怒，以杨应龙“二十四项”不臣之举上书朝廷，请求勘问。
在李化龙的力保下，又由于倭寇丰臣秀吉侵犯藩属国朝鲜，明廷忙于应付抗倭战争，因此对杨应龙并未在意。第一次抗倭战争结束后，叶梦熊与四川新任巡抚王继光请求再次勘问杨应龙，而杨应龙公然拒绝，并引发军事冲突。万历皇帝下令征剿杨应龙，杨应龙请罪，将军事冲突将领黄元等12人处斩，并向朝廷缴纳四万两“采木钱”抵罪。朝廷方面因需面对第二次抗倭战争，也就没再追究，令杨应龙之子杨朝栋代其职、次子杨可栋留重庆为质，杨应龙本人回到播州，开始翻新和修缮“海龙屯”，并大肆建造城池和防御工事。
夺地养苗
时隔不久，杨应龙次子死于重庆，重庆方面又因杨应龙所缴纳“采木钱”未够四万两为由，拒绝归还其子遗体。万历二十四年，恼羞成怒的杨应龙兵出播州，袭掠余庆、草塘二司，焚劫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万历二十五年，又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的洪头、高坪、新村等屯，接着侵扰湖广四十八屯，截断驿站，朝廷为之震怒。
杨应龙公然反叛下，掠夺财富无数，心知明廷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大肆招募苗族壮丁入伍，分发钱财粮食，配备精良装备武器，据史书记载，杨应龙在一系列掠夺和募兵中，将军队规模扩充至十六万之众，史称“夺地养苗”。这样一来，杨应龙就成为明廷西南一大祸患，时逢第二次抗倭战争顺利结束，万历皇帝面对西南的这位土皇帝，决定彻底根除毒瘤，于是令李化龙为三省总督，剿灭杨应龙。在明大军集结之前，杨应龙还亲自率军袭击了綦江城，并进行大规模屠城，嚣张程度不可言表。
后李化龙以二十四万大军，兵分八路合围播州杨应龙，最后以七路明军将杨应龙围至孤山海龙屯，在围山四十五天后，名将刘颋从后山攻破海龙屯，杨氏政权至此覆灭。
综上所述，杨应龙造反一事的内在原因是其处事霸道，群众基础未打好，致根基出现裂缝；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其目无王法，心存野心，常挑战中央朝廷权威，引朝廷不满；不计后果的掠夺和募兵，使其成为明廷的眼中钉，不得不除。而究其外因，明廷的财富分配并不公平，以至川贵两省在财富分配上交恶，而播州为两省“协济”之地，难以权衡，成为弱势一方的贵州当然不服，而杨氏被灭后，土司制度废除，明廷“改土归流”，划播州为遵义府、平越府，分属四川、贵州管辖，才有效解决了财富分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