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上发生过最不可思议的巧合是什么？

侵华日军炮轰老子\"老君台\"，连发13发炮弹，无一爆炸，进去一后全体跪拜。
1938年6月1日上午，侵华日军第四骑兵旅团藤田所部，从安徽亳州向西进行至河南鹿邑县城东边的营子寨村，日军

1948年5月，正在兰州担任第八补给区司令的陈长捷中将，突然接到了转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调令，这让身处西北偏僻之地的陈长捷感到有些错锷。孰不知，这是傅作义和南京那位蒋某人经过激烈博弈的结果，原本该职可不是他的菜。

（陈长捷剧照）

陈长捷是保定军校第七期毕业生，与五期师兄傅作义在军校时期就关系良好，毕业后在傅的邀请下投身晋绥军，因功一路擢升，到抗战爆发时的1937年，已经成为晋绥军第61军军长。陈长捷打仗是不孬的，素以彪悍善战著称，可惜他不是黄埔系的，所以始终未获重用。

傅作义接手“华北剿总总司令”一职后，对北平和天津两地的警备司令人选特别看重，在北平，他不惜以多次辞职相胁，总算逼走了“八大金刚”之一的陈继承（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在天津，傅作义同样不肯让步，反对由中央军将领执掌警备总司令之职，最终提名了自己的老同学老部下陈长捷。

（刘亚楼剧照）

驻扎天津的守敌第62军、第86军以及第94军等部，都算是中央军系统，并且黄埔系将领以南方人居多，按理说基本出自北方的晋绥系将领是很难掌控的，但是蒋某人居然批准了傅作义的提名。原因之一当然是陈长捷素有善战之名，更重要的第二点，晋绥军出身的陈长捷其实是福建闽侯人！

正因为陈长捷也是南方人，一直就是蒋系拉拢的对象，同时跟中央军将领也容易沟通，这样的安排，无论是蒋系中央军系统和傅作义的绥远系都不会抵触。于是1948年6月3日，陈长捷走马上任，率领九个番号师、二个保安师和一个警备旅，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13万余人担负天津城防任务。

（林罗刘剧照）

平津战役打响后，1948年12月中旬，东北野战军兵临天津城下，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部起初根据西柏坡的命令 决定以第2、第7和第9等三个纵队共十个师，统由7纵司令员邓华指挥，首先攻取敌人可能从海上逃跑的必经之地：塘沽和大沽，如果不出意外，邓华也很可能成为后面天津战役的总指挥。

但是塘沽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盐碱滩，毫无隐蔽物可以利用，敌人（侯镜如兵团）则干脆把指挥部都搬到了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因此这仗很是难打。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林彪特别安排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特纵司令员萧华前往塘沽前线视察，26日刘亚楼到达7纵司令部后，与邓华反复研究也认为先打塘沽并不明智，部队接敌困难，也很难达到全歼敌人的战役目标。

次日刘亚楼赶回孟家楼平津战役前指，向林彪提出了自己跟几位纵队司令员的一致意见：“先打天津，同时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塘沽部分敌人最后跑掉了，也不影响全歼华北敌军主力”。林彪考虑再三，终于向西柏坡发出了请求调整战役部署的电文，得到批准后突然追加命令，以刘亚楼为天津战役总指挥，率领五个纵队34万大军夺取天津。

于是战争史上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一次巧合，在冰天雪地的华北战场上，这场重要战役的双方最高指挥官，居然都是福建籍将领，因为刘亚楼将军是福建武平人。关于林彪选择刘亚楼担任攻城总指挥的原因，恐怕有三点原因，其一是参战部队较多，纵队司令员出任前指首长略显级别不足（东野当时还没有正规的兵团建制），其二是给自己的参谋长一个独自带兵作战的机会，因为不久刘亚楼即将出任了第14兵团司令员。

（邓宝珊剧照）

第三点更为重要，即东北野战军攻击天津的战役，是一次多兵种配合的大型军事行动，攻坚作战的规模、守敌的数量、情况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天津的城区范围是锦州的三倍以上，而沈阳基本未经激烈战斗。因此，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刘亚楼对于各兵种调配更有心得，在林彪坐镇平津战役总指挥部、罗荣恒前往西柏坡汇报工作的情况下，刘亚楼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至于他和陈长捷的同乡身份，则完全是一个巧合。

北平和谈此时仍然进行中，《大决战平津战役》里有邓宝珊的断言：“别说三天，我看三十天也未必”。而我东北野战军集中22个师、12个炮兵团（538门大口径火炮）的强大兵力，在刘亚楼的统一指挥下，以“东西对进，拦腰截断”的战法，从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发起进攻，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

天津战役生俘敌警备总司令陈长捷和副司令秋宗鼎，在两位福建名将的对决中，刘亚楼将军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