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旧党与新党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有哪些经验教训？
“司马牛”（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和“执拗公”（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粉墨登场
王安石VS司马光
北宋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忧外患不止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
社会精英的共识是必须改变
“司马牛”（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和“执拗公”（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粉墨登场
王安石VS司马光
北宋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忧外患不止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
社会精英的共识是必须改变现状，变法图强。但是涉及到变法内容和强度的时候，士大夫官员就分裂为“保守派”司马光一脉和“改革派”王安石一脉，朋党政治在神宗朝正式拉开帷幕。
那么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㈠循序渐进“改良”变法和“疾风骤雨”自上而下变法
王安石自1042年中举后一直在江南任职。在扬州舒州等地曾经试验变法，百姓皆得其利。
王安石变法离不开神宗的支持
1069年拜相后在神宗支持下全面主持变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的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大宋需要刮骨疗伤，只有痛下决心，才能避免大宋继续沉沦。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司马光等人则反对“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变法，急功近利要不得，希望对沉珂已久的大宋“从长计议”，徐徐图之。毕竟大宋国际环境恶劣，稳定大于一切。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改革派王安石单挑既得利益阶层，动别人碗里的奶酪，“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这从一开始就知道变法不会成功。
㈡仇富的王安石和“保护私人财产”的苏辙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
“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
苏辙认为应该保护富人的私人财产，不能劫富济贫，富人的财富也不是风刮来的，大部分富人的财产也是祖辈辛苦攒下的。
政府应该救济贫民，引导贫民百姓致富，而不是简单的均贫富。
㈢关于君子小人之争，占据道德最高点
早在1044年欧阳修《朋党论》就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
王安石上台后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
神宗认为“人臣多不忠信”，王安石劝谏“君臣同心同德才能成就不朽伟业，行君子之道，必能走的更远”。
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得不到朝廷诸公的支持，就和神宗提拔李定、章淳、吕惠卿等新人上位，底蕴不足，骤然上位必然急功近利，用人不当，变法成功的风险急剧增加。
“1103年徽宗再启用新党蔡京等，将司马光等人贬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籍碑“，将司马光、苏东坡这群”小人“的恶名昭告天下。
宋高宗、理宗则认为王安石“万世罪人”，他是千古小人。
君子小人的脸谱化争论从此无休无止……
㈣宋代版“地域黑”波及党争
宋太祖赵匡胤曾说“后世子孙勿用南士作相”并刻石政事堂上，寇准等人也反对大量提拔南方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
中国人地域黑的习惯历史悠久
宋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商业繁荣，人口渐渐超越战乱频仍的北方，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北方人相对来说安土重迁，墨守陈规，多为保守派。而南方人重商主义，思维活跃，多为改革派。
力主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
耿直的司马光就责王安石：“心术似福州。”一下子把福建人全得罪了。
又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现在两个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陈旭），两个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唐介），必定把他们的老乡引进来充满这个朝廷，国家这么搞风俗怎么会淳厚？
㈤司马光重视“节流”，王安石重视“开源”
司马光认为造成国贫兵弱的原因是“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解决方法是“节流”，但他认为节流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做到的 ，要长时间等待。
司马光认为财富都是取诸于民，认为财富总量不变，天地之间财富是定数，国富则民贫，这种观点未免有点浅陋。
王安石主张加强金融改革财务管理
王安石认为解决这种情况可以从开源做起，即做好理财，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财富是动态变化的，没有一定的总数。可以通过发展商业，这样也可以国富民强。
㈥“义利之辨”谁是谁非
儒家主张义重于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司马光深受儒学教育的影响，重义轻利，君子谈义，小人谈利，万万不可与民争利。
王安石则认为财务管理很重要，为了改变“积贫积弱”，应该革新三司，更新制度。现在的财富不足，那么就拓宽渠道，寻找新的财富增长点。他不认同司马光的观点，世俗观念追名逐利，义利都重要，不能因噎废食。
㈦宋新社追评:
宋王朝在神宗朝的时候，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不抑兼并），“三冗”问题积重难返，迂腐耿直的司马光和排除异己搞“一言堂”的王安石本身性格就有缺陷，不懂得政治游戏需要政客妥协的道理，沦落为零和游戏的意气之争，将大宋朝廷的未来置诸脑后，诚为大宋之不幸矣。
王安石变法有神宗支持，多管齐下，一步到位搞变法，再加上用人不当，许多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利用变法漏洞压榨百姓，王安石变法初衷和结果南辕北辙，百姓真的是水深火热。
司马光本来就没有地方从政经验，只是笔杆子厉害，再加上高太后支持，骤然当上宰相，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损害了朝廷的威信，却又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为大宋这样就拨乱反正，结果大宋反而在衰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至苏东坡、范纯仁等人跌足叹息：“奈何又是一位拗相公？！”
如果你是他们，你会如何抉择？如何才能使得大宋浴火重生？
（文/公子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