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清末民初的奇人杨度？

民国第一奇人杨度，他的“奇”集中体现在这三点：第一，他是民国史上唯一拥有9重身份的人；第二，他的朋友圈堪称民国最强，强大到可以串成一部民国史。第三，他同时是民国史上最受争议的

杨度的一生不算长，只有56年，但人生的跨度却很大，大到很难评说。

早年的杨度既是帝王术的贤弟子，又是新学才子；东渡日本留学后，既是心忧天下的传统君子，又是固执己见的立宪派号角；归国投到袁世凯阵营后，既是才堪大用的“帝师”，又是投机取巧的政客；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既是出世的禅师，又是蛰伏的智者；生命的后期更让人感叹，虽是落魄之人，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拥抱时代的勇者、革命志士。

大概也只有身处清末民初那样风起云涌的时代，一个书生才会有这样波澜起伏的人生。

杨度是湖南人，祖父、伯父都在湘军中服役，务农的生父早死后，他是在伯父家读书、成人的。

十七岁时，杨度以才子之姿考中秀才，十八岁再中举人，但在随后的会试中，他却两次落榜。

两次落榜后，二十一岁的杨度没有一心只读圣贤书，他拜在了王闿运门下，醉心研修帝王术，这对他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闿运的门生很多，夏寿田、齐白石等人都是，但真正接过王闿运衣钵并把帝王术付诸实际只有杨度一人。

说杨度是奇人，最传奇之处即在这里，一介书生以帝王术让乱世枭雄袁世凯失了心智——

为什么王闿运没能将帝王术施用在清末豪杰身上，杨度却做到了呢？

这跟他随后的经历有关，王闿运玩的还是老一套，杨度却将他的帝王术糅进了政治新思潮中。

这个政治新思潮就是“君主立宪”。

杨度去日本求学，王闿运虽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这个志在拨弄天下风云的“贤弟子”。

在日本，杨度虽激情进步，但与其他革命青年不一样，因有帝王术这个文化权谋信仰，对革命他是不赞同的，他崇尚的是有“王”的天下。

虽说和梁启超等人有很多精彩的唱和，但他始终是坚定、或者说是固持己见的“立宪派”。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立场上针锋相对，但在实际行动上，杨度却又是君子的，孙中山邀他参加同盟会，他拒绝后的说法很能代表他的这个君子做派——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客观地讲，此时的杨度是心系天下的有为君子，而非后来的帝制罪魁。

从某种意义上，袁世凯称帝在某种程度抹杀了清末民初诸君关于“君主立宪”的积极探索。在咱们粗浅的认识中，因有逆历史潮流的袁世凯称帝，咱们忽略了清末“君主立宪”的进步意义。

事实上，在清末，杨度一度是“宪政”导师，不仅清廷看重他，民间也无异议。

清廷下诏准备立宪，依据就是杨度为出洋五大臣写的宪政考察报告。

毫不夸张地讲，那时的杨度就是颇受瞩目的顶层设计者，朝廷大佬们是要听他授课的。

然而，因为清廷对皇权的依恋，以及袁世凯的野心，本算国家前途道路的君主立宪最终没能实现。

民国建立后，虽然共和政体未必适合当时的中国，但潮流已无更改的可能，说的直白点，受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民间再无容纳国家有“君”的现实。

理智地讲，杨度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并不是反动的，落后的，但他忽视了时代潮流。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乃至是良苦用心，一旦逆时代潮流，你就是罪人。

正因为轻视了这一点，随后他和袁世凯一同走进了万劫不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前前后后，杨度再也不是有为君子，他彻头彻尾地变成了无耻且投机的政客。

文人卷入政治，最糟糕即莫过于此，从理想君子堕落成政治婊子！

但杨度这个人奇就奇在，堕落之后他并没有彻底沉沦在历史中，相反在深刻反省后，他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站立了起来。

他先是加入了国民党，后又加入了我党，并且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做了很多事。

他自己两句诗很能概括他这个民国奇人——

他生命的大半程追求的是“圣主开基第一功”，最后一小程追求的却是“男儿报国争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