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二里头是不是夏朝都城？

洛阳二里头是不是夏朝都城？
笔者全心研究先秦文化已近十年，对于夏史着力尤多。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来谈一点个人看法。
第一，学界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历程和当

洛阳二里头是不是夏朝都城？

笔者全心研究先秦文化已近十年，对于夏史着力尤多。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来谈一点个人看法。

第一，学界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历程和当前学术界的总体态度。

第一阶段，“二里头商都说”流行期。

二里头遗址发现于1959年，发现者徐旭生先生最初判断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其主要依据是《汉书·地理志》班固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和郑玄注《尚书》有“偃师有汤亭”的说法。徐旭生先生以二里头遗址为汤都的观点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观点成为了此后20余年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直到1977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第二阶段：“二里头夏都说”流行期。

在1977年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议上，邹衡全面提出了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全部为夏文化的观点。同时，他在1980年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述，并对徐旭生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二里头商都说”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三：第一，偃师之亳不与葛为邻。第二，偃师之亳不见于东汉以前的文献；第三，西亳与汤伐桀时的“韦—顾—昆吾—夏桀”的作战顺序不合。

邹衡提出这些观点的根本依据是，他认为郑州商城才是汤都。同时，邹衡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主要理由是：夏文化的核心分区域在晋南和豫西，年代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二里头文化是在这个时间、空间范围中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考古文化，且可能在这一时空中再也不会有其他考古文化，因此，二里头文化应是夏文化。邹衡的“二里头夏都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辨论后，逐渐成为了中国学术界此后二十余年的主导性意见。

第三个阶段：“二里头夏都说”的沉寂期。

1996年起，我国调集了大量学术资源，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当时，断代工程亦认为豫西地区是夏文化探索的核心区域。断代工程的开展，使得学界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更全面的审视，由此一些矛盾也暴露了出来。

断代工程将夏王朝的年代范围推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但二里头的年代为报告中显示为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30年。2005年后，测年专家进一步把这一数据压缩到了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530年。这样，不但二里头文化的上限与断代工程确定的夏代上限相差300多年，且其最发达的三、四期文化已经基本进入商代纪年。以二里头文化并不发达的一、二期为夏文化，显然难以形成说服力。

同时，按照现在的考古资料，大量的文献材料与二里头文化也显示出矛盾来。比如，赞同“二里头夏都说的”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寻，但《竹书纪年》表明，从后羿到夏桀均居斟寻，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后羿代夏的太康时期。特别是2005年新的测年数据发布后，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再提“二里头商都说”，并指出目前各家提出的“二里头夏都说”都只属于假说范畴，缺乏实证。同时，原来提出夏文化起源之“河济说”、“齐家说”的历史学家和从事理论考古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指出“二里头夏都说”研究中存在种种硬伤，比如概念不清（混淆考古学概念和历史学概念，没有对二里头文化与夏国家文化、夏民族文化进行区分等，可见陈淳教授相关文章）、早期缺乏成体系的玉文化等等（见叶舒宪相关文章）。以致刘绪教授在论文中直接了当地说，断代工程后，学界出现了一些考古学家“反对或拒绝探讨夏文化”的新动向（刘绪：《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5期）。湖南考古所郭伟民所长更明确地说，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不是考古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而是文献史家需要回答的问题（郭伟民：《夏文化：传说与史实中的考古学角色》，《遗产》2019年第1期）。

综上可见，目前学界对于“二里头夏都说”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共识，正如朱凤瀚等学者所说，夏文化仍然处在探索阶段。

第二，关于夏文化探索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笔者研究夏文化多年，深感目前的夏文化研究在文献审查方面仍存在着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关于夏文化的起源，除了“豫西说”，我国学界至少还存在“河济说”、“晋南说”、“齐家说”、“四川说”、“石峁说”、“安徽说”、“良渚说”等近十种不同观点。而许多学者在关注“豫西说”的同时，并没有对其他各说进行很好审视。

实际上，“豫西说”在文献审查上也并不能说就做到了全面系统。徐旭生先生虽然是“二里头商都说”的提出者，但他对夏文化地域的分析却对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徐旭生先生认为夏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的颍水流域或晋南地区，并分析了大量文献。他的观点对“豫西说”影响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的文章就可以发现，他的分析中是有重大欠缺的。比如，他分析夏族起源区域时，第一条材料就是《国语》中的“有夏之兴，融降于崇山”，从而把夏的兴起锁定在崇山附近。然后又引用《国语》以鲧为崇伯的记载来说明夏族与崇山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先秦文献中与“融降于崇山”有关的几条材料列出来就会发现徐先生的说法大成问题。与《国语》这条材料有关的记录至少有这么三条：

（1）《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2）《天问》：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不前绪，遂成考功。

（3）《尚书·洪范》：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综合以上四条材料分析，不难发现有关鲧禹时期的传说事件的发展脉络是：先有洪水滔天，然后有鲧窃息壤，次为祝融杀鲧，再又鲧复生禹，最后才是禹定九州。关于这个脉络，这里我们暂不展开。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语》所谓的“融降崇山”其实就是祝融杀鲧的事件，这到大禹兴起而布九州，中间还隔着鲧复生禹，而传统观点认为，大禹是生在西羌的，并不在豫西（徐旭生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文章认为禹出西羌不可信，原因是他认为岷江流域不会发生洪水，这显然不对，笔者此前有文章谈这个问题）。可见，崇山只能认为与鲧有关，而《国语》明确称鲧属有虞氏。此外《鲁语》称夏祖为颛顼，夏宗为大禹，而鲧被视为郊祭对象。《左传》更提到三代都郊祭鲧。这说明，鲧被夏人祭祀，并不能证明鲧属夏族。

此外，笔者还在头条发布过多篇文章进行介绍，《左传》、《竹书纪年》、《墨子》等先秦文献中记录的夏与《史记》记录的“夏”在年代学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可参考笔者的相关文章，这里不再一一介绍）。而当前学界探索夏文化主要依据的就是《史记》的年代学体系。因此， 要使夏文化探索建立在更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对《史记》的年代学框架进行审查可以说势在必行，而这项工作却至今还没有学者做过。

综上，就“洛阳二里头是不是夏朝”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总结为两句话：第一，目前学界总体上处在静默期，对“二里头夏都说”不存在一致性共识；第二，就笔者个人研究心得而言，学界需要在夏文化研究中更基础的文献审查方面做更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