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混战时期,是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势力都处在不同的变化状态,基本上没有哪一家能傲视群雄(奸)。
在北洋军阀初期,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实力最强,其次是以冯国
军阀混战时期,是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势力都处在不同的变化状态,基本上没有哪一家能傲视群雄(奸)。
在北洋军阀初期,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实力最强,其次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在东北还有北洋别支奉系张作霖。在西南则形成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势力,如唐继尧为首的滇系,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其他各地均有大小军阀割据势力,如山西的军阀阎锡山等。
军阀初期,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皖系首领,几次起落把持北京政府。早年毛泽东有相当长生活在段祺瑞执政时期,毛泽东虽认为段祺瑞终究不是一个好东西。 段祺瑞一心想效仿顶头上司袁世凯,妄图以武力和权术统一中国。
各路军阀势力相当于通过从社会征收军费以获得利润的企业。各势力都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兵力,以便与对手竞争时处于优势。但同时又不希望与对手进行决战,消耗自身资本。另外,当时的军官虽多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新型精英,但士兵却是贫农出身的雇佣兵,故乡都有双亲要赡养,每月需寄饷钱回乡。
参军便意味着“有吃、有穿、有钱”。他们并不认为当兵是多么危险的职业,一次突击,即可领到三个月的饷钱。不少人在战场上为了不伤及对手而放空枪,或者索性缴械逃跑。逃兵大多成为土匪,或再加入别的军队。
1920年,直皖之战之际,中国军队整体上战争能力依然有限,战争的烈度也不够强。飞机基本没有参战,装甲部队也没露面,而有限的大炮,用的时候还不会间接射击,看不见敌人就无法开炮。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兵力多寡,武器的优劣,而要看双方的士气。
那时候,尽管士兵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炮灰,但战争道义上的多寡,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气,进而影响战争进程。在直皖之战之前的几场战事,比如讨袁之役,段政府的南征,以及直军撤防后南军对北军的战斗,都是弱势者只要有了比较好的道德口号,就往往会在战争上占上风,甚至势如破竹地打败实力占优的一方。比如湖南军队“驱张”,几天工夫,1万枪械不足的湖南军,就将北军的7万之众赶出了湖南,打得北军全军溃散。
直皖之战,即使算直接参战的部队,皖系的兵力也优于直系差不多三分之一强,武器装备给养方面,更是具有优势。但是,仗只打了7天,皖系的兵力还没有展开,前线总指挥段芝贵就被生擒,皖军全线溃败,段祺瑞、徐树铮多年经营的看家本钱,都成了人家锅里的菜。
战时,直军方面共有兵力约五万七千人,其中吴佩孚第三师一万一千人,第二、第三混成旅合计一万六千人。另外,属于直系的外省军队约有十二三万人。皖系方面,北京政府所辖的军队分属各省督军,中央政府此时实际能调动的军队,实际上只剩下段祺瑞组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军”近十万人。比较起皖系参战军的无实战经验,吴佩孚部队一向以吃苦耐劳敢打硬战著称。吴佩孚部率先发动攻击,突袭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位于今河北省涿州市内)。皖系前线总指挥段芝贵一击之下仓皇逃跑,军队失去了指挥,顿时无所适从。双方一交战,皖系的兵力还没有完全展开,就已呈溃败之势。吴佩孚乘胜追击,率三万直军向北京挥师直进。
实际上,在1918年下半年,中国曾出现了一段被称为“霸权均势”的短暂稳定时期,各派军阀间未发生大的战争和军事冲突,南北双方前线停战,代表议和,国会、政府间亦无大的政潮发生。
但是在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怪胎”。它本质上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又往往以民国的面目出现,袁世凯就是他们的“始祖”和代表人物。
以后北洋军各派系的首领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等,当时都在袁世凯手下当军官,后来都是随着这支反动武装的发展而爬上去的。
袁世凯大量地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各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成为各帝国主义共同统治中国的总工具。因此,在他死前,“北洋军阀”集团尚能维持表面的“统一”。他死了以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强盗分别收买和互相争夺下,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