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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其人历来褒贬不一,后人对其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思想文化繁荣的角度上多持反对意见,总会骂“竖儒董仲舒”。但客观来看,我们从其所提倡的儒
第一部分(简介)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又是《公羊》学大师。
在中国儒学史上,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曾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对传统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封建统治者称他为“阐道醇儒”,甚至挂匾奉祀。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
青年时期的董仲舒曾随《公羊》学派的大师公羊寿学习《公羊春秋》。
汉景帝时,他担任过博士官,那时,他就开始招收弟子,传播儒家学说。
据说,他学习十分勤奋,连家中的园子都几年没看上一眼。
第二部分(主张)
汉武帝即位后,立即颁布了“举贤良文学”的诏令,要求各地的官员推举学者以备朝廷策问,董仲舒也被推举到了京城。
汉武帝曾经先后三次召见董仲舒上殿策问,在这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借机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论证了他的“天人感应”观点,认为上天不仅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变化和灾异都和国家政治有关。
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不仅“王者承天意从事”,而且“天”经常用符瑞和灾异来表示希望和谴责。
第二次,董仲舒谈论了选才任吏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套选官措施。
第三次,他则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并强调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就是后人所称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武帝不仅接受了“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派他到江都王刘非那里为相。
西汉中期,今文经学出现了阴阳五行化的趋向,以之附会经义的妄怪之论也随而产生。在江都王刘非那里,董仲舒经常宣扬公羊学派讲灾异、推阴阳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一类的活动。
《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然而,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在于“王者承天意从事”的“君权神授”理论,并不是对阴阳灾异学说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而,董仲舒大讲灾异也遭到了汉武帝的反感。
第三部分(贡献)
董仲舒一生实际并不得意。由于他为人耿直,经常向武帝上疏谏争,批评时政,加上丞相公孙弘忌恨和排挤,所以58岁时,便结束了仕宦生涯。
董仲舒回家后,朝廷遇有大事,还常常派人征询他的意见。
在居家的日子里,董仲舒专意于读书和著述,埋头钻研学问。
董仲舒著述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他“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条,凡百二十三篇……十余万言”。
但至今已大部分失传了。据东汉的应劭说,此间董仲舒曾写下了《春秋决狱》一书。
当时,朝廷中主司法之事的大臣张汤遇到棘手的案子就去问董仲舒,这样,天长日久案子多了,董仲舒将其系统化为著作,主要说明判案应以《春秋》为根据。
此书已佚,但后来依据《春秋》决狱却风行一时。
董仲舒的著作大都是阐发《春秋》之意的。董仲舒认为,孔子在《春秋》里蕴含的“微言大义”并没有人真正领会,只有通过他的著作才能明白。
董仲舒将自己解释《春秋》的123篇文章汇编成集,取名为《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著述,其中包含了他的全部思想和主张。
在这部书中,他再次系统地宣传了“天人感应”学说和“三纲五常”等一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