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长久地纪念“五四运动”？

年轻人啊，就是太盲目了。热血满腔是好事，可是把一腔热血做成血豆腐就未必是好事情了！
我们为什么要长久地纪念“五四运动”？原因一：引以为戒
马克思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里有这样的

一百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席卷了中华大地；一百年间，人们不断发掘、审视这一段历史及其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产。如今，纪念五四似乎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运动而非更加深入的反思，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纪念”这一行为的价值。纪念不可流于形式，更不可将其神化或者妖魔化，而是回到历史本身，提取、领悟核心精神，从而关照当下时代。百年五四，我们在纪念什么？

一百年前，一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权益的丧失而爆发。在这场运动中，不仅有振奋人心的爱国口号，充满激情的宣言，还有火烧赵家楼、坚拒日货等诸多震惊朝野的实际行动。

不可否认的是，五四运动推动了公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极大程度上刺激了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从1919年5月4日开始，不仅是学生，还有商人，工人等社会各界人士斗志昂扬、壮怀激烈地游行在各大城市城区街头。五四运动后在“爱国旗帜下形成的民族主义“刺激了中国的崛起，使它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岌岌可危的地位非常敏感，对掌握自己的命运非常珍惜，一改曾经对列强的言听顺从，敢于说“不”。其所产生的心理重建和民族自信，部分地补偿或挽回了以前的自卑感。其结果是对帝国主义的猛烈反抗，及对拒绝缔结不平等条约，结束弱势外交情况的强烈意愿。为了实现救亡的目标，各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思潮由此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影响到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导源于“五四”，中国国民党因此而改组，中国共产党因此而成立......而爱国主义，作为五四最有实用价值的遗产，也与各方势力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诚然，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历史事件，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立体多面的，爱国主义的兴起固然是其最为耀眼而光辉的一面，然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大部分人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思维习惯，即一听到五四运动，所联想到的就是爱国主义，而后才或有或无地想起来还有德先生赛先生与理性主义的启蒙等等其他丰碑式的意义。

五四运动一向有宽窄二义，窄义的五四运动是指开始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大体上从一九一五年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所掀起的一场知识分子与有志青年独立思考独自探索救亡中国为国运发声的潮流运动。前者以后者为积淀，后者以前者为爆发。现在有人把五四精神归为爱国主义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前无古人”的思想大启蒙以及宏大的涉及多阶层的救亡运动，其意义却远非爱国主义所能全部概括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广义上的五四运动象征着20世纪早期中国长达十多年的启蒙时代，它从思想文化领域缘起，继而波及社会各个领域。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给中国带来了思想、个性的解放，力图为中国的自主思考缺位及民族意识浅薄画上句号，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层次的里程碑。

在历史上，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基于这个基础，国家构建了宗法为本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任何个人都依存于严密的等级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秩序结构中，君主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这种神圣性来源于“天人合一”、即皇帝是“天子”这种皇权神授的认知体系所构造的宇宙观。同时礼学、礼教体系为核心的儒学成为了维护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通过种种途径如读经、科考等等进一步加深了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如此一来，已有千年是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和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互相作用，打造出了一个难以破除、障目蔽智的认知体系。要使国人真正摆脱思想、伦理禁锢，新文化运动必然得在坚固的“铁桶”上找到“发力点”，即批判以儒学为核心的旧认知体系并提出一种新认知体系，这与曾经维新派或者说保皇派托古讽今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借孔子言今有着根源性的差异。因此，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有志青年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展开了激烈的彻底的批评，是历史上较为彻底的思想“革命”，并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新的大旗、宣传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期望通过“立理性之人”来达到“改蒙昧之国”，这在思想史上具有极大的革命性。这场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的迷信，打破了公众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偶像崇拜，摧枯拉朽式的打碎了儒教得“思想铁桶”，解放了思想，为接受和容纳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扫除业障开辟道路，并由思想解放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刻的文化变革，开始了探索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与普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