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商鞅变法？

商鞅与他的变法，都具有两面性:
对功利的渴求，客观上造就了最伟大的改革家
战国时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出身在某个诸侯国，但却并没有为母国奉献的概念；本着良禽折木而栖的理念，他们

商鞅与他的变法，都具有两面性:

对功利的渴求，客观上造就了最伟大的改革家

战国时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出身在某个诸侯国，但却并没有为母国奉献的概念；本着良禽折木而栖的理念，他们四处游走，只为寻找一个能发挥自己所学的平台。

在秦国，这类群体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客卿。但实际上，当时各个诸侯国政权中都大量存在这种人才:

战国初期的军事天才吴起是卫国人，在鲁国杀妻求将、击败强齐；投奔魏国后替魏文侯打下河西，并打造了魏武卒；投奔楚国后则一手主持了变法，北击三晋，令魏国苦不堪言。

合纵战略的集大成者苏秦是洛阳人，根正苗红的周天子直属百姓，但他学成之后首先考虑的是替秦国出谋划策，在遭到拒绝后则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合纵反秦的事业中；

苏秦的同学张仪是魏国人，起初在被困楚国，后来得益于老同学的帮助进入了秦国政治核心，他一生中贯彻连横，为秦国策划了无数阴谋诡计，玩弄东方六国于鼓掌中，受伤害最深的，除了楚国，就是自己的祖国魏国；但在秦武王上位后，他见势不妙又设计逃到魏国安享晚年。

后来的范雎、吕不韦、李斯等大腕也都属于这类人。可以说，在各诸侯国人才的共同努力下，秦国终于统一了六国。

那么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华夏统一大业？并不是。

对于苏秦张仪这样“一怒而诸侯惧”的人物，孟子确认为他们并不是大丈夫，因为他们所有举动的出发点，只是为了自己的富贵，这跟孔子的追求完全相反。在这些人眼里，世事并无对错，只有现实的利益。

商鞅（即公孙鞅）也属于这一范畴。他与吴起一样是卫国人，投奔了当时的头号强国魏国多年，却在公叔痤的手下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在得知秦孝公为了强国、许下了“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重赏承诺后，他通过秦王的宠臣帮忙得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在受命主持变法后，他本着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务实风格，通过大量的血腥屠杀，保证了变法的实施；在为秦国夺回河西后，他被封为商君，位极人臣，荣华富贵达到了顶峰，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在赵良劝其急流勇退时，商鞅却置若罔闻；在秦惠文王下达通缉令后，他竟然首先想逃回被他踩进深渊的魏国避难；被拒绝后为了求生，他又想到发兵攻打郑国的主意。

所以说，无论商鞅主持的表法作用有多积极，但他的最主要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儒家也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那些把他吹的无比高尚的言论，则可以歇歇了。

残暴无情的变法，却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基础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彻底、最全面的社会改革，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从短期看，变法改变了天下的实力分布格局，创造了一个能够结束战乱、统一华夏大地的大秦政权；

从长远看，商鞅变法的一系列思想及制度成果，比如以法治国、军功制、郡县制、强化君权等，既奠定了秦国成功的根基，又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大一统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说，其后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都是得益于商鞅变法打下的系统理论基础与现实实践。

但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在短短十余年中在秦国付诸实施，靠的是无比血腥的杀戮手段。史书称，商鞅变法之下，用法极其严酷，人们动辄触犯死刑，每年朝廷在渭水旁集中杀人，令河水为之变色；上至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死在变法之下的秦国人数不胜数。

同时，以鼓励农战为核心的商鞅变法，用苛刻的制度，逼迫人们从事到无休止的耕种与战争中，甚至称得上只知道种地、打仗的战争机器。这种被屠刀逼着竭力往前不停歇拼命的生存状态，令秦国朝野苦不堪言。

所以，在秦惠文王上位后，为了平息朝野的愤怒，商鞅变法的总导演公孙鞅本人，很不幸的成了平息民愤的替罪羊。

后世的西汉，吸取“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教训，开创性的实行了“外儒内法，兼之以道”的治国手段，为法治披上了一层仁义的外衣，终于将统治阶级与百姓的关系控制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

总而言之，商鞅及其变法，无论出发点如何，但在客观上实现了富国强兵，并提供了大一统的思想与制度基础，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