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宿白先生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的开创者,不为过。
我们知道,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重要的任务就是解答中国从哪里来,将国人对早期古史的认识,从炎黄大禹的一维印象中拉出来,用物质文明
说宿白先生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的开创者,不为过。
我们知道,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重要的任务就是解答中国从哪里来,将国人对早期古史的认识,从炎黄大禹的一维印象中拉出来,用物质文明重写中华文明的新起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史料比较充足的历史时期(秦汉之后)的考古,似乎就不是当务之急了。但是,在建国后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中,遗址文物陆续被发现,这种对历史时期的不重视,自然就要画上句号了。这个时候,宿白先生站了出来,为这个学术领域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
比如他著名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其实讲的就是一组很具体的中原北宋地主的壁画墓,但他用准确的考古发现描述,与详实的、通过注释标明的史料考证,做出了历史时期考古报告乃至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学术范式:一方面,要客观记录和了解考古材料,一方面要熟练掌握古书、书画等文献材料,之后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考古+文献材料互证,探寻古史。这一道理现在看起来很显明,但是在建国初年可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考古材料是无字天书,放在史前时期,大家还可以想象一下,放在历史时期,那对考古材料的阐释就必须有理有据了。如何有理有据?《白沙宋墓》提供了最好的治学范例。
作为学科的构架者,宿先生可谓无所不能,且不论从汉魏到宋元皆通,城市、墓葬、手工业、石窟、建筑等历史时期考古领域,他都有建树,著作也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基础文献。他的学生,如樊锦诗、安家瑶、秦大树、杭侃、李崇峰、杨哲峰、徐怡涛,都分别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83年,宿先生还成为了北大考古系系主任。宿先生的一些具体学术成果,比如对云冈石窟、对古今重叠城市、对西藏寺院等等的研究,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我想强调的是,宿先生的贡献,在历史时期考古领域是无所不在的。另外,宿先生作为一名从民国走来的学者,文献功底也是格外扎实,对目录学、版本学也颇有造诣,这不仅帮助他在年纪轻轻就写出《白沙宋墓》这种旁征博引的巨作,还让那些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文献基础不扎实的后学,永远望其项背。
宿先生在解放前入北大,后来留校做考古。论辈分他比中国考古的鼻祖李济、梁思永先生小一辈,他是在李济之下,于建国前逐渐成熟,于建国后挑起全国考古大梁的一辈,这一辈还有夏鼐、苏秉琦等先公,宿先生是他们中比较年少的,但也是最长寿的。至于严文明先生、张忠培先生等考古大家,那已是新中国建立后培养出的第一批考古学家了,和宿先生比还差着一辈。如今宿先生这一辈,在他走后,已经无人了,也就是说大陆已经没有真正见证过民国考古的人了。这一辈人身上的学术史,也就这样飘入往昔,化作传说,令人不禁唏嘘与追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