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宿白先生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的开创者,不为过。
我们知道,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重要的任务就是解答中国从哪里来,将国人对早期古史的认识,从炎黄大禹的一维印象中拉出来,用物质文明
人生一世,终有一别,这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然而,当别离直愣愣扑到我们面前时,依然让人心生怅然,情难自禁。
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今日离世远行,作为西藏佛教考古的第一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学养深厚、见识广博,2014年,光明日报人物版曾报道过宿白先生的“特别”之处。
从校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到与长广敏雄关于云冈分期的争论,从著名的“敦煌七讲”到出版《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宿白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踏出了一条以考古学方法对石窟进行科学记录与研究的道路,成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不折不扣的开创者。
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铲”,是在河南禹县白沙墓群。
1951年,淮河支流颍水上游要修建白沙水库,库区内各类遗址的抢救性发掘紧锣密鼓。当时参与的发掘单位有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白沙工作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社科院考古所,成立于1950年8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组建的研究所之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考古研究所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白沙发掘队和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工作队,宿白属于第三支队伍。
“我们来到白沙工作是在1951年底,第二年的春节都是在工地度过的。”宿白回忆。
关于这“第一铲”的感受,宿白的回答简洁直白:“虽然说是第一次,其实发掘的时候也顾不上什么兴奋了,都是工作嘛,认真做起来就什么都想不到了。”
对这位老一代考古学者来说,田野发掘不是有趣的经历,而是一份严谨的任务。
纪念先生,不只是寄托哀思,我们更希望后学能秉持先生遗志,致力学术,使文脉相继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