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疏桐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模式的开拓者,汉武帝的「武功」固然罕有其匹,但他发动的战争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百姓怨声载道、流离失所。
为此
作者:疏桐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模式的开拓者,汉武帝的「武功」固然罕有其匹,但他发动的战争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百姓怨声载道、流离失所。
为此,西汉建立起一套复杂的国家财政体系,这套体系影响了中国封建政权两千年。而这一切的开端,源于汉匈战争早期一场普通战役。
汉武帝
公元前133年,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几乎发生了一场战役。战役双方分别是汉军和匈奴单于。与后来两者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平淡得不堪一提,双方甚至没有交手。
但马邑之战却成了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它彻底破坏了汉匈之间的信任,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战争又打破了汉初文景之治近乎完美的健康财政,迫使汉武帝不得不对采取垄断经济某些方面的干预政策,这套体系又为未来两千年大一统国家治理提供了一贯的思路。
马邑之战:空耗物资,无功而返
我们来了解下这场神秘的战争。
西汉早期,刘邦为了稳控政权,发动了与匈奴的战争,结果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自此之后,汉朝统治者对匈奴都保持谨慎和平的姿态,利用和亲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再次陷入战争。
刘邦
到了汉武帝时期,朝中重臣对和亲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经历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代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公元前134年,匈奴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汉武帝认为这是一次良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政策。战和双方有两个典型代表,主和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与匈奴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参与过对南方蛮越的军事行动,是一个坚定的主战者。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背信弃义,不断在周边制造争端,所以不如拒绝和亲,用武力将其彻底降服。
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匈奴军队勇猛,如果打仗,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并且匈奴的土地贫瘠荒芜,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多大好处,不如继续采取和亲政策予以维持。双方话语分量同等重要,这一次主和方占据了上风,汉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局面又维持了一年。
第二年,一个生活在马邑的富豪聂壹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现在刚刚和亲,匈奴对汉朝的警惕性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
王恢把聂壹的意见向汉武帝禀报,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汉武帝定了基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他们大量的礼物,但是匈奴态度傲慢,屡造事端,有人建议用武力攻打,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战,各陈观点,据理力争三个回合不相上下,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汉骑兵
聂壹回去后,偷偷逃到匈奴单于处,获取其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进军。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埋伏于马邑周边。
如果行动能够顺利进行,预计可以全歼匈奴单于的十万人马,由此对其造成致命打击。可是,军事行动并没有按照汉军期望的进行。
匈奴人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苗头,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没有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烧杀抢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匈奴已经开始以其游牧民族的一贯风格开始劫掠。
匈奴人惊奇地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劫掠,但是却没有看到一个牧羊人。当他们经过一个小烽燧时,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恰巧有一个小汉官在,在匈奴的逼问下,他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离。
匈奴人
汉军连忙去追,可惜没追上。唯一有机会与敌人作战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就在准备杀向敌人时,他得知匈奴主力已撤回,他认为自己的军队不足与匈奴抗衡,也撤军了。
这次战役动用了西汉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物资,汉武帝大怒,王恢以自杀谢罪。
从文景之治到财政崩溃
马邑之战对敌人没有产生实质性杀伤,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此次战役标志着西汉时代汉匈的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恶战之中,和平年代一去不复返。
汉骑兵
长期穷兵黩武导致武帝时期财政崩溃。为了解决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税收制度,另辟财源。于是,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建立起来了。
西汉初期,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一个罕见的自由经济时代,其模式很像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经济的理想状态,政府财政和税收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
税收简单、平等,不过量,财政支出也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行政安全保障,如军队、警察的开支,承担一部分实在没有人做的公共事业,比如修建道路和水坝。
西汉军人
在这样的体系里,不需要所谓国家控制的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汉初统治者休养生息,政府几乎全部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去发展,不过多干扰民间经济,这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
与前几位皇帝奉行黄老之术、竭力避免战争不同,汉武帝好大喜功,放弃了文帝景帝时的谨慎克制,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对后世影响很大。
那么战争的高昂成本,汉武帝怎样化解?
他尝试过增加农业税和人口税,也试过出卖爵位甚至官位,还依靠行政力量进行货币改革,将金融业收归国有。但货币改革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反而造成了市场混乱。要解决财政问题,必须想其他办法。
这时,国家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要为政府创造利润,这就是官营垄断之源:通过建立国有经济,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
在汉代,自然资源的营利被统称为山海收入。矿石、木材、野兽、鱼类和海洋等资源归私人使用,汉武帝默许了民间开发自然资源,但也在山海地带设立了关卡,让私人按照比例缴纳税收,这笔税被称为山泽税。
汉武帝还将盐铁收归国有。政府首先制定严厉的政策,惩罚私自铸铁采盐者,之后,招募工人,由政府供应采盐采铁的工具,组织他们工作。在产盐铁的地方,政府低价采购,再运到外地高价卖出,从中赚取高额差价。
原来政府只管收税和花钱,在经济方面只扮演仲裁者的角色;而战争的消耗致使政府成为市场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参与者,汉代的财政制度由土地税变为土地税、盐铁收入并重。
汉步兵
垄断国有企业,在以前的王朝中从未出现过,汉武帝的这一做法,为未来两千年封建社会的财政制度开辟了新的思路,而这一切,全部来源于一场不知名的马邑之战。
大家好,我是生活之路一帆风顺,很高兴回答问题,汉唐都对外打过哪些战争,结局如何?后果如何?汉唐时期都是有雄才大略的君王抵御外敌、开疆扩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都是哪些战争。汉朝对外的战争:
第一,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0年,御驾亲征在铜鞮(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击败了韩王信的军队,并连战连捷,势如破竹。韩王信向匈奴冒顿单于请援,匈奴冒顿单于用计引诱刘邦登上白登山,刘邦被匈奴骑兵包围了白登山,史称“白登之围”,陈平提议从冒顿单于的夫人——阏氏身上突破口。通过贿赂阏氏刘邦等人才得以生还。
“白登之围”后汉朝都不敢跟匈奴动武,屈服地向匈奴和亲,汉朝公主嫁给匈奴单于。
第二,汉武帝时期国家富裕,公元前133汉武帝决定对匈奴用兵,在马邑策划一场诱敌歼灭战“马邑之战”,军臣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亲率10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左云县),后因消息泄露未能完成伏击。自此,西汉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
第三,公元前129年,刘彻面对侵犯汉朝上谷地区的匈奴大军,派出四路大军赶赴上谷抵抗。只有卫青一路获得战争的胜利,队伍直接打到了匈奴人用来祭拜上天的圣地,并且抓获了七百多匈奴士兵。公元前128年,卫青再次领命出击匈奴,获得结果是歼灭和俘虏敌人千人。
公元前127年匈奴大军再次举兵来犯,他们的目标是上谷和渔阳等地。紧急之下汉武帝派出了大将李息和卫青分别率领一路人马从两地还击匈奴。卫青一路以着迂回的策略,绕到了匈奴大军的后方,切断了这股敌人与自己后方援军的联系,将他们包围起来。而后又派出另一路人马,快马加鞭赶到了陇西一地,包围了另一股援军。这一役,取得了西汉建国以来反击匈奴的最大胜利。
公元前126年,另一股子匈奴大军再次跑到汉朝的边境,大肆烧杀抢夺。卫青夜晚偷袭了正在喝酒的匈奴军队,直接俘虏了一万多的匈奴人,同时收缴了千百万头的牲畜。
第四,公元前119年,刘彻向匈奴发动了在位期间最大一次出击匈奴的战役。这一役,刘彻派出卫青、霍去病以及所有的有功将领,集结了五十万之多的步兵,为了给这一次大规模战役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大军的身后更是跟着了无数的运输队伍。正是这一次的战斗,让匈奴人数十年不敢在此南下。
第五, 汉元帝时陈汤任西域副校尉,曾经假托圣旨,胁迫西域都护甘延寿出兵,攻杀匈奴郅支单于,为安定边疆做出了很大贡献。陈汤也说了句名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厉害。
唐朝对外战争:
第一从唐建国至唐太宗即位之初的八年间(武德二年至九年,即619年至626年),突厥曾连续八次入侵中原大地。
626年,第八次突厥大举南侵,并直接兵临长安城下你。按照突厥习俗斩杀白马一匹,与颉利可汗在渭水的灞桥之上发誓结盟。突厥兵掳掠大量的男女财物才退去。
第二,唐贞观四年正月,兵部尚书、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率三千精兵,以大雪严寒为掩护,千里奔袭定襄城。突厥人在唐军的持续打击下一败再败,最终颉利克汗被俘,东突厥灭亡。
第三,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御驾亲征,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是东渡辽水,遭到了高句丽的顽强抵抗。比时正好是东北最冷的时候,加上后方粮草供给不上,李世民只好班师回朝。很多士兵被冻死。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四,怛罗斯之战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怛罗斯相遇而导致的战役。怛罗斯所在地应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相邻边境、塔拉兹地区。天宝十年(751年7月——8月),葛逻禄突然叛变,导致唐军失利。
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一直受外来势力的侵略,而奋起反击,不仅古代被欺负,近代也是被外国人侵略,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是我们中华民族,面对敌人的侵略,奋起反击,而不受外国的欺负,奴役。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用血汗为我们创造了这平安的世界,我们都要呵护它,我们也捍卫国家的和平。
大家好,我是生活之路一帆风顺,很高兴回答问题,汉唐都对外打过哪些战争,结局如何?后果如何?汉唐时期都是有雄才大略的君王抵御外敌、开疆扩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都是哪些战争。汉朝对外的战争:
第一,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0年,御驾亲征在铜鞮(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击败了韩王信的军队,并连战连捷,势如破竹。韩王信向匈奴冒顿单于请援,匈奴冒顿单于用计引诱刘邦登上白登山,刘邦被匈奴骑兵包围了白登山,史称“白登之围”,陈平提议从冒顿单于的夫人——阏氏身上突破口。通过贿赂阏氏刘邦等人才得以生还。
“白登之围”后汉朝都不敢跟匈奴动武,屈服地向匈奴和亲,汉朝公主嫁给匈奴单于。
第二,汉武帝时期国家富裕,公元前133汉武帝决定对匈奴用兵,在马邑策划一场诱敌歼灭战“马邑之战”,军臣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亲率10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左云县),后因消息泄露未能完成伏击。自此,西汉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
第三,公元前129年,刘彻面对侵犯汉朝上谷地区的匈奴大军,派出四路大军赶赴上谷抵抗。只有卫青一路获得战争的胜利,队伍直接打到了匈奴人用来祭拜上天的圣地,并且抓获了七百多匈奴士兵。公元前128年,卫青再次领命出击匈奴,获得结果是歼灭和俘虏敌人千人。
公元前127年匈奴大军再次举兵来犯,他们的目标是上谷和渔阳等地。紧急之下汉武帝派出了大将李息和卫青分别率领一路人马从两地还击匈奴。卫青一路以着迂回的策略,绕到了匈奴大军的后方,切断了这股敌人与自己后方援军的联系,将他们包围起来。而后又派出另一路人马,快马加鞭赶到了陇西一地,包围了另一股援军。这一役,取得了西汉建国以来反击匈奴的最大胜利。
公元前126年,另一股子匈奴大军再次跑到汉朝的边境,大肆烧杀抢夺。卫青夜晚偷袭了正在喝酒的匈奴军队,直接俘虏了一万多的匈奴人,同时收缴了千百万头的牲畜。
第四,公元前119年,刘彻向匈奴发动了在位期间最大一次出击匈奴的战役。这一役,刘彻派出卫青、霍去病以及所有的有功将领,集结了五十万之多的步兵,为了给这一次大规模战役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大军的身后更是跟着了无数的运输队伍。正是这一次的战斗,让匈奴人数十年不敢在此南下。
第五, 汉元帝时陈汤任西域副校尉,曾经假托圣旨,胁迫西域都护甘延寿出兵,攻杀匈奴郅支单于,为安定边疆做出了很大贡献。陈汤也说了句名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厉害。
唐朝对外战争:
第一从唐建国至唐太宗即位之初的八年间(武德二年至九年,即619年至626年),突厥曾连续八次入侵中原大地。
626年,第八次突厥大举南侵,并直接兵临长安城下你。按照突厥习俗斩杀白马一匹,与颉利可汗在渭水的灞桥之上发誓结盟。突厥兵掳掠大量的男女财物才退去。
第二,唐贞观四年正月,兵部尚书、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率三千精兵,以大雪严寒为掩护,千里奔袭定襄城。突厥人在唐军的持续打击下一败再败,最终颉利克汗被俘,东突厥灭亡。
第三,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御驾亲征,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是东渡辽水,遭到了高句丽的顽强抵抗。比时正好是东北最冷的时候,加上后方粮草供给不上,李世民只好班师回朝。很多士兵被冻死。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四,怛罗斯之战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怛罗斯相遇而导致的战役。怛罗斯所在地应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相邻边境、塔拉兹地区。天宝十年(751年7月——8月),葛逻禄突然叛变,导致唐军失利。
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一直受外来势力的侵略,而奋起反击,不仅古代被欺负,近代也是被外国人侵略,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是我们中华民族,面对敌人的侵略,奋起反击,而不受外国的欺负,奴役。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用血汗为我们创造了这平安的世界,我们都要呵护它,我们也捍卫国家的和平。
摘要:历史上最著名的匈汉战争在白登之围以后告一段落,而又在马邑之战后进入拉锯,汉武帝时期的这一次对匈奴主动开战,带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历史佳话的同时,也在当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国家机器面临日益窘迫的财政,汉庭便将这一巨大问题转嫁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有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即金融垄断和国有企业,这两大财政改革措施除了东汉、唐朝前期未得贯彻,其余各朝代几乎没能摆脱这一财政模式,影响了封建王朝两千年。
无为而治背后的隐患
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无非就表现在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针对这两个方面,历朝历代的做法就是建立起一套官僚体系,用于管理社会;继而制定出财税规则,用于养活这个庞大的管理体系。汉初统治者施政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秦朝短命而亡的影响,故采用了“黄老无为”的施政思想。这种思想如果放在经济学当中,政府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守夜人”,它不会过多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可能简化税收政策,简化政府机构,节省行政开支,让利于民。汉初的社会经济正是如此,所谓的休养生息,就是在秦末战乱结束后,面对社会经济凋敝的现实状况,为人民提供一个恢复生产的良好环境,因此汉初的政府机构设置相当简洁,以三公九卿辅佐皇帝的中央官僚系统,以郡县两级管理地方行政,整个官僚体系只是负责必须的行政和国防,并不过多的干扰民间经济。
汉景帝剧照
“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
行政机构官吏的简洁,就减少了政府养活官员的成本,按照《史记》的记载,汉初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员的俸禄每年所需粮食几十万石,汉初平均粮食亩产量为一石,《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汉初“定垦田八百七十二万五百三十六倾”,几十万石的粮食是汉初整个粮食产量的千分之一左右,故而汉文帝敢于从公元前166年起,连续免除全国农业税13年,历朝历代的农业税减免多数是因为经济繁荣后的惠民政策,而非行政开支较低的结果,所以汉初的免税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独具特色,随之而来的则是国库充盈、民间富足。
但这种看似繁华的背后却充满着危机,国家财富的累积一片欣欣向荣,除了因为休养生息的经济环境带来了稳定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汉初较为平稳的内外部环境。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以后采取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压力随之减少,且汉初的农业生产可以说是风调雨顺,甚至没有遇到过规模较大的天灾,这种稳定的环境下,让利于民、发展经济确实不难做到。这里的对外政策在1000多年以后的北宋也曾遇到过,北宋在澶渊一战即将取得辉煌胜利之时,选择了与辽的和解,并且是以输送岁币的一方忍让退步,这一点虽然显得北宋统治者的懦弱,但不可否认的是,澶渊之盟为北宋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凡事都是辩证的,这一盟约也使北宋永久性的失去对燕云十六州的控制权,继而为百年之后的金人南下提供了便利。
所以说汉初的无为而治是有风险的,它的风险就在于国家行政体系、财政体系的弹性不足。对于国家或者皇帝而言,每年的税收收入是稳定增长的,单一的农业税主体结构不变,税收总额也就不会存在太大变数;国家的行政支出基本涵盖了社会管理、官员俸禄、军队给养、水利兴修、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个支出也是一个可控的范围,而到了支出成为不可控的因素以后,现有的财政体系就很难应对,所谓坐吃山空正是这个道理,那么最容易使国家财政支出成为不可控的就是战争。
匈汉战争的财政压力
汉武帝是一位尚武的帝王,这绝不是其对匈奴出战而获得的评价,在其出征匈奴之前,就已经发动了对南越、闽越、巴蜀、朝鲜的远征。这也是王恢提出马邑之围战略思想的一个内在驱动,迎合帝王的意志是大臣获得提拔的阶梯,若非汉武帝喜欢战争带来的征服快感,臣下也不会挑战汉初延续七十余年的对匈态度。而对马邑之围提出反对呼声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以韩安国为代表,从战争的“性价比”上提出战争不胜则劳民伤财,胜了也捞不到好处,这种言论虽然很快应验,但韩安国与汉武帝的思想违背,最终成为战争失利的出气筒,被发往边疆郁郁而终。
汉武帝剧照
马邑之围不仅没能成功,反而拉开了匈汉之间持久战争的开端。此后,匈奴人扩大南下侵扰的规模,汉武帝则在五年之后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北伐战争,而这一战中,汉家四路大军中的名将公孙敖、李广皆惨败;公孙贺溜了一圈连匈奴的影子都没找到,唯一一位有所收获的是并不被看好的小将卫青,他斩杀了七百余匈奴骑兵,但这个斩获与投入的人力物力并不成正比,汉家军即没有大规模歼灭匈奴有生力量,亦没有获得势力范围和战略物资。反而在次年,匈奴主力突然攻杀了汉庭的辽西太守,俘虏两千余人北迁。这正应了韩安国的猜想,汉家与匈奴的战争并不划算。这也给匈汉之间的战争定下格调,那就是汉家并不会在战争中获得及时的回报,他所能获得的回报只可能是未来的边疆稳定,也就是说汉军无法实现以战养战的常规策略,只能是无尽的投资。
然而卫青在首次北伐中的收获让汉武帝看到了希望,公元前124年,汉家已经从首次北伐当中休养了5年,此时的卫青也已经成为车骑将军,接下来的两年中,卫青统帅北伐大军出塞六百里进攻匈奴右贤王,斩获一万五千人;随后又从定襄出发,北驱百里斩杀匈奴一万九千人。光看击杀人数的话,这个数据较五年前确实令人振奋,但这两次远程奔袭的成本实在太大,其中汉家损失兵马十余万。随之而来的善后与安抚工作花费二十余万黄金,按照当时的计量单位换算,约合二十余亿钱,如果将汉庭官僚体系一年的俸禄换算成钱,也仅仅是三千万钱左右,也就是说这两次远征的善后工作就已经花费了汉庭几十年的公务员工资。如果算上战争本身投入的物资与粮食,几乎已经打光了文景之治时期积攒的家底。且俘虏的匈奴人以战俘的身份白吃白喝,既不会从事农耕生产,汉军也不敢将其投入到后勤劳作上去。
卫青、霍去病
开弓没有回头箭,卫青已经扬名立万,下边轮到另一位名将霍去病登场,这位年轻的将领将长途奔袭战术打的比卫青更漂亮,连续两次单独出击匈奴,直接促成了匈奴浑邪王归顺汉庭,成为分裂匈奴的重大转折点;后从东路深入漠北,配合西路卫青直捣黄龙,留下封狼居胥的千古美名。与卫青成名如出一辙,霍去病也是在战争中施展了自身的军事天赋,汉匈战争也成为这两位名将丹青流芳的阶梯,而这个阶梯的搭建不仅是实打实的军费开支,更是诸多方面配合的成果。为了方便战略物资的运输,汉庭投入巨资开凿运河;战争对马匹需求较大,汉武帝迁中原十万百姓于关西养马,吃穿住行全由政府补贴;战争中的善后、安抚、奖励等花费为五十万斤黄金,约五十亿钱,这样持续的边境战争使汉朝本来较为健康的财政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因而汉武帝必须在战争的过程中推行财政改革,用以支付高昂的战争成本。
战争中的财政改革
以上说到了卫青成名的两战打掉了汉初休养生息时的财富积累,而这两战只是汉家军对匈奴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这是汉武帝发动战争的“成果”,也证明了匈奴并不可怕,至少说明自己在对付匈奴这个方面要比高祖成功,这个在精神层面构成了汉武帝扩大战争规模的内在驱动。从战略角度考虑,汉家军已经具备向漠北渗透的实力,或者说能够看到将匈奴驱离边境甚至将其分化的可能,所以这又构成扩大战争规模的外在动力。但此时的财政状况达不成扩大战争规模的客观要求,故而开源节流成为汉武帝必须面对的现实状况。
卖官鬻爵一般说来,卖官鬻爵好像是腐朽的统治阶层才会尝试的手段,其实不然,我国古代许多圣明的君主都曾通过卖官鬻爵来实现快速敛财,如唐之玄宗、清之康熙,汉武帝也不例外。要说汉朝卖官鬻爵的初试者应该是汉文帝,由于匈奴的扰边,汉朝表面与匈奴和亲,实际上也在边境建立了诸多防御堡垒,而针对这些堡垒的粮食输送问题,那个建议文帝削藩的晁错就在当时提出学习秦朝的爵位制度,奖励机制由战功变为粮食输送,规定向边关堡垒输送六百石粮食的百姓可以获得“上造”的爵位,四千石获得“五大夫”,一万二千石则获得“大庶长”。这一政策得到很好的效果,边关堡垒的粮食充足,再也不需要政府承担过多压力,获得爵位的百姓也免除了对应的人头税和徭役。到了汉景帝时期,上郡以西遭遇天灾,景帝运用同样的方式保证了灾区的粮食供应。
“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太平御览》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面临的问题不只是粮食那么简单,所以对卖官鬻爵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改变了秦朝传承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另设十一级武功爵,明码标价为一级十七万钱,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战役结束后,卖爵令随即下达,立即创收三十余万斤黄金,约合三十多亿钱,要知道当时汉朝的税收收入主要包含农业税、人头税两项,这两项每年也只有约四十亿钱的收入,汉武帝一次售爵就立即回笼了一年的税收收入,可谓是相当解渴的。但武帝创立的爵位制度不在是单纯的特权享有,而且可以做吏,虽然吏与官不同,但也属于行政管理梯队,所以无形中打破了行政管理队伍的生态平衡,且爵位获得者拥有诸多减免税收的特权,也导致本来就薄弱的常规税收变得更为艰难,故而卖官鬻爵只是汉武帝解决财政问题的临时性救急措施。
货币改革货币是现代政府的金融工具,在古代则更容易成为封建王朝撬动经融杠杆的法宝。汉武帝之前的流通货币主要是四株钱,六枚钱币重一两,面值与含铜的价值相近,这个铸币权由政府下放到民间,符合规定的货币就可以流通到市场。汉武帝针对金融货币进行了创新,创造出皮币与白金币,这两种货币的面值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成为汉武帝抽取“铸币税”的法宝。其中的皮币就是在一块鹿皮上纹上花纹,面值四十万钱。白金币则分三种,一种为“白选”,圆形八两重,上纹龙形图案,面值三千钱;一种方形纹马,面值五百钱;一种椭圆形纹龟,面值三百钱。
白金币样式
皮币由于面值太大,市场上根本无法流通,那么汉武帝就将“剥削”的目标放在诸侯身上,依照汉朝礼仪,诸侯朝觐、祭祀先祖,需要使用玉璧。于是汉武帝要求诸侯献玉璧时,必须用皮币做垫子,这就使经济手段变成了搜刮诸侯的行政手段。白金则成为搜刮民间财富的利器,由于汉朝的基准货币由铜和黄金构成,所谓的白金则是银与锡的合金,根据汉庭官方给出的面值与银锡比例来看,这种合金几乎接近黄金的三分之二,由于汉朝的矿产资源属于皇室享有,所以这个巨大的利润空间也成为皇室的摇钱树,这个摇钱树后来也被汉武帝让给了国家财政。
四株钱样式
既然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国家吃了大头,民间偷铸白金币又从中吃掉小头,汉政府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加强市场监管,准备将小头也一并吃掉,但利润空间实在诱人,私自铸币的行为难以约束,汉庭提高监管队伍的成本逐年增加,于是就触发了更高层面的金融改革,那就是将所有的铸币权收回国有,并出台法律严惩民间私铸货币的行为。这一改革带来的是国家对货币的“偷工减料”,即压缩铸币成本,从中榨取利润。当货币政策在国家机器中取得良好成果后,白金币也就随之退出市场,汉朝的货币再一次回归正常,而这一折腾后,汉庭不仅收回了铸币权,实现了金融垄断,还从中榨取了不少民间财富,可以算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资本运作。
国有企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
汉武帝的货币改革中也暴露出巨大问题,比如白金币的偷铸行为使汉庭的监狱住满了囚犯,以至于汉武帝无奈的赦免了几十万偷铸者的死罪。汉武帝也是在金融手段推行之后开始将目光投向官办企业上,而企业投资的目标则被锁定在盐和铁上,因为这两大行业在汉代可以称之为支柱产业。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初的商贾巨富几乎一半是盐、铁起家,汉武帝起初想通过这些巨富的“支援“渡过财政危机,其手段就是推行商业税。但这种搜刮财富的力度根本无法满足战争的消耗需求,于是在主管盐政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铁政的大农丞孔仅的筹划下,将盐、铁的开采权与经营权收回国有,对民间私自开采、经营盐铁生意者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法令,并成立了一套国家盐、铁经营管理班底,实则为最早的国企雏形。
煮盐作坊
如果说盐、铁行业是实打实的国企雏形,那么汉武帝推行的“均输”和“平准”政策就是国有性质的“投机倒把”。由于汉代的税收以粮食为主体,汉武帝的均输政策就是让地方政府把税收所得的粮食就地变卖成钱,或者换成土特产品,然后再将土特产品拉往异地卖掉,这样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又使政府赚得差价;平准则是在地方建立粮食储备库,丰收时低价收购粮食入库,灾荒时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利,一方面是稳定灾荒时的粮食价格,一方面又成为政府创收的一条出路。这两条政策皆是由政府主导,故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土特产品在异地出售时故意抬高价格,又如平准仓里的粮食并没有成为特殊时期调控粮价的物资,反而成为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小金库。但无论如何,这两项政策使汉武帝时期的地方政府具备了国企管理的模型,为战争时期的财政增收带了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