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国库亏空,康熙时期国库

康乾盛世，是中国连续时间最长的盛世。但是，康乾盛世也不得不面临财政亏空的问题。在康熙初期，国库大约有1400万两的结余，康熙用这笔钱平定了“三藩之乱”。随着全国稳定下来，农业

康乾盛世，是中国连续时间最长的盛世。但是，康乾盛世也不得不面临财政亏空的问题。在康熙初期，国库大约有1400万两的结余，康熙用这笔钱平定了“三藩之乱”。随着全国稳定下来，农业恢复发展，清朝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

正常来说，康熙年间每年的财政收入在3000万两到4000万两之间。三藩之乱时期，财政收入最低的一年只有2700万两。战争结束后，财政收入迅速恢复。1686年，财政收入达到了3491万两，到1711年更是达到了4000万两。康熙末年，财政收入有所下滑，但是依然保持在4000万两以上。

财政收入的增加，使得国库也不断积存。1667年，国库有存银248万两。此后两年都有600万两到700万两的存银。在“三藩之乱”之前，国库存银达到了1400万两。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国库存银又迅速减少，到1678年仅仅剩下了330万两。

战争结束后，国库存银又不断增加。1686年，国库存银达到了2600万两，此后就基本维持在3000万两以上，到1709年，国库的存银达到了巅峰的4736万两。然而，在康熙最后一年（1722年），国库存银仅剩下了2716万两。

康熙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了？康熙自己讲出了两点原因，那就是“用师赈饥”。用师就是不断对准噶尔发动战争，而赈饥就是用来赈济灾民。康熙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没有来具体计算一下。

清代税收票证

康熙一生征战无数，自然花钱不少。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又平定台湾、反击沙俄、三征噶尔丹、驱准入藏，可以说几乎年年都在打仗，这个开销可不是一个小数据。在汉武帝时期，因为和匈奴打了几十年的仗，结果导致“天下户口减半”，而康熙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口却增加了几千万，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关于赈灾以及蠲免，康熙也的确花了很多钱。康熙皇帝首次在全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赈灾体系，一旦地方发生灾害，国库就立即拨款，并且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根据《中国断代史·清史》提供的资料，从康熙初期到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因为赈灾而免除的赋税多达9000万两，是当时国库存银的两倍。

除了灾蠲之外，还有恩蠲、普蠲、荒蠲、逋蠲等，除了灾民之外，全国所有臣民都享受了蠲免收税的实惠。所谓“恩蠲”，就是国家庆典，皇帝巡幸，战争发生时，就对全国或者相关钱粮进行蠲免。康熙一共出巡129次，所到的地方都要免除赋税，这的确会减少财政收入。

康熙南巡图（局部）

康熙最大的减免税收政策是普蠲，也就是全国性的免税。康熙皇帝又两次推行普蠲，也就是每个省都享受了两次免税的待遇，仅仅是第二次普蠲见减免了全国3800万两的税收。有人做了统计，康熙一生一共给全国百姓减免了1.5亿两的赋税。

那清朝的财政收入如此高，国库如此充足，是不是赋税较高呢？在万历年间，经过张居正改革，明朝的财政收入大约为每年2200万两。考虑到清朝时期的白银购买力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那这个收入是相当的高了。万历年间的人口和康熙年间的人口相近，税率也相近，因此对比性很强。

但是万历年间却总是感觉民不聊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明朝时期，藩王、地主、官僚是有免税特权的，因此全国的税收基本由下层百姓来承担。万历年间总人口顶峰大约为1.6亿，交税人口6000多万。清朝入关后，废除了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并且规定土地多的多交税，因而使得普通百姓的负担是比较轻的。

康熙时期的人口巅峰大约为1.5亿，但是国家统计的丁口却只有2400万。康熙出巡的时候，看到大量的家庭“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康熙问他们为什么不缴纳赋税，他们就夸康熙盛名，让人共享盛世，康熙帝也只好笑笑而去。

根据巡查的结果，康熙决定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项政策于1712年正式推行，具体措施就是以1712年的丁口数据为依据征收丁税，以后增加的人丁一律不收税。到晚期，康熙甚至在广东试验“摊丁入亩”，逐渐取消人头税。后来康熙的政策被雍正推广。

康熙对百姓非常大方，但是自己却非常节俭。康熙曾说：“当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他多次盘查宫中的花费，力求节约。他拿明朝的宫廷花销和清朝对比，“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明朝宫内有宫女9000多人，宦官10万人，而清朝宫女不过几百年，宦官不过3000人。

最初，光禄寺给宫廷的花销是每年70万两，后来康熙不断压缩，一直压缩到了7万两，是明朝的几十分之一。康熙在其他方面的花销也在不断压缩。例如理藩院，以前每年需要拿出80万两来宴请宾客，康熙将之压缩到了8万两。将明清作为对比，就发现康熙实在太节约了，要知道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只有明朝白银的三分之一左右。

当然，随着康熙后期吏治的放松，官场逐渐败坏了起来，许多地方官僚也贪污国家的钱粮，导致地方财政亏空。科臣郝林曾经上奏提到各省钱粮亏空的问题，康熙帝却非常自信地说：“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今即因数次巡幸，用钱粮四五十万，亦不为过。明年天下钱粮以次尽行蠲免，若留此亏空之项，以为官民之累，非联宽仁爱养嘉予维新之至意。”

可见，康熙以宽治国，认为官员贪污了的钱粮都能够通过文件来查出来，只需要严加审讯就能够查出来。在钱粮亏空的背景下，康熙居然下令免除天下一年的赋税，给百姓谋求福利。当然，官员的贪污腐败最终还是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留给了心狠手辣的雍正了。

当年康熙坚持出兵西藏，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谢头条邀请。提问者问的一定是康熙末年两次“驱准保藏”之役。其中的“准”就是指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的大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大将大策零敦多布率领6000人左右的兵力于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自伊犁出发，长途奔袭拉萨。于次年十一月袭杀和硕特汗国汗王拉藏汗，占据拉萨，控制了全藏。正是准噶尔汗国入据西藏，使年迈的康熙被迫打响了“驱准保藏”之役。

当时的康熙皇帝已经算是“英雄迟暮，垂垂老矣”，其晚年多有懒政之举，讲究“多事不如少事”的为政原则，给后继的雍正帝埋了不少雷，但是在对待西藏的问题上绝对是人间清醒，在他眼里看来，准噶尔汗国占据西藏，会对清朝的国土安全和既定的民族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绝对是动摇国本的重大事件，需要严肃对待，这才有以极强的决心两次兴兵“驱准保藏”，将西藏纳入版图之事。

众所周知，漠南蒙古诸部和漠北喀尔喀蒙古是清廷倚重的重要力量，而清廷控制蒙古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宗教，所谓“兴黄教以制蒙古”，利用尊崇格鲁派加强对蒙古的控制，正如魏源所说“以黄教柔驯蒙古，中国之上计也”。而西藏做为格鲁派的发源地对于信奉黄教的诸蒙古就是圣地般的存在，而其宗教领袖诸世达赖喇嘛“蒙古等尊之如佛”，“众蒙古皆服之”。

所以，尽可能的将自己的影响力往西藏渗透，控制黄教，是清代统治者自皇太极以来一以贯之的国策，乾隆帝所写的《御制喇嘛说》就直言不讳的写道：“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保护”是温柔的说法，难听点就是将黄教控制于清廷。

但是，准噶尔汗国一旦占据西藏，则会将清廷“兴黄教以制蒙古”的国策迅速打碎，而准噶尔汗国一旦有效控制西藏和达赖喇嘛，将获得强大的宗教、政治号召力，并进而与清廷争夺全蒙古的控制权，后果不可想象。

在康熙皇帝眼里看来，西藏邻近青海、云南、四川等地，一旦为准噶尔汗国占据，其必然会裹挟西藏土兵、青海和云南的番众，“倘藏地被策零敦夺卜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藏土番岂能保全”，而吞并这些人口后，准噶尔汗国必然对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形成居高临下的军事压迫，边防形势只会对清朝更加不利。

《清代藏事辑要》：朕以准噶尔人等见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鲁番之人，皆近云南、四川边境居住，若将吐鲁番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瓶盖，彼时既难于应援，亦且不能取藏。

有此两点，如果放任准噶尔汗国长期占据西藏，将成为清朝史诗级的噩梦。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康熙不顾众臣反对，“决意独断”，立刻组织兵力入藏驱准。

但是，康熙皇帝在决议入藏驱准后错估了准噶尔汗国的实力，当罗卜藏丹津奏报准噶尔汗国军队攻入西藏后，康熙主观判定准噶尔兵“疲敝已极，除阵亡病死外，未必满两千”，并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只需要两百人便可以击败准噶尔在西藏2000多人的驻军。“兵亦不用多，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

康熙对敌军的轻视，严重影响到了前线将领的心态，清军将领额伦特、色楞在明知道藏中准军可能尚存4000人的情况下，自信的带着满洲、绿营、土司兵共计2600余名军人于康熙五十七年二月踏上征程（后勤人员除外），结果实在悲催，这支2000多人的清军在后勤不济的情况下，与准噶尔军连战数场，坚持到9月，在那曲河全军覆没，主将额伦特头部被准军鸟枪击中阵亡，色楞率领余部投降。

在第一次驱准护藏之战失败后，康熙皇帝决定再次编组远征军向西藏进发，只不过这回康熙不敢轻视准噶尔军，决定大举发兵一劳永逸的将准噶尔兵驱逐出西藏。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以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王，率军西征。

经过议准：

西宁一路派兵12000名护送西宁灵童入藏，青海蒙古兵随其自愿跟随。

四川派兵2000，云南派兵3000，与都统法喇之兵会合，大概有6000人左右，约会向藏地挺进，与西宁一路向拉萨做向心攻击。

阿尔泰一路出兵15000，巴里坤一路出兵10000，共25000人攻袭乌鲁木齐、吐鲁番，务必牢牢牵制住准噶尔本部，使其不能派兵援藏。

第二次驱准护藏的攻势，清廷总共动员兵力43000人，直接参与对西藏攻略的兵力有18000人（此数不包含参加出征的青海蒙古兵）。

而此时在藏的准噶尔兵在兵力上只有3000到4000人，且状态很差，“兵丁内有病、生恶疮，受伤未愈者甚众”，“因不服水土，头部下颏肿胀而亡者甚多”。这种状态下面对优势兵力的清军，准军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平逆将军延信稳扎稳打，准军节节败退，大策零敦多卜在不支之下，不敢恋战，只得逃回准噶尔。

在驱逐准军之后，清廷在拉萨为第七世达赖喇嘛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并确定了驻兵方针，以众噶伦合议制度统治西藏。

至此，第二次安藏之役圆满结束，这次战役不仅成功驱逐了西藏的准噶尔势力，而且确立了清廷做为藏传佛教的护教地位，强化了清廷对藏地的管理，将西藏正式纳入版图纳入版图。

引用文献：《清圣祖实录》、《清代藏事辑要》、《圣武记》、《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卫藏通志》、《康熙起居注》

当年康熙坚持出兵西藏，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谢头条邀请。提问者问的一定是康熙末年两次“驱准保藏”之役。其中的“准”就是指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的大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大将大策零敦多布率领6000人左右的兵力于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自伊犁出发，长途奔袭拉萨。于次年十一月袭杀和硕特汗国汗王拉藏汗，占据拉萨，控制了全藏。正是准噶尔汗国入据西藏，使年迈的康熙被迫打响了“驱准保藏”之役。

当时的康熙皇帝已经算是“英雄迟暮，垂垂老矣”，其晚年多有懒政之举，讲究“多事不如少事”的为政原则，给后继的雍正帝埋了不少雷，但是在对待西藏的问题上绝对是人间清醒，在他眼里看来，准噶尔汗国占据西藏，会对清朝的国土安全和既定的民族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绝对是动摇国本的重大事件，需要严肃对待，这才有以极强的决心两次兴兵“驱准保藏”，将西藏纳入版图之事。

众所周知，漠南蒙古诸部和漠北喀尔喀蒙古是清廷倚重的重要力量，而清廷控制蒙古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宗教，所谓“兴黄教以制蒙古”，利用尊崇格鲁派加强对蒙古的控制，正如魏源所说“以黄教柔驯蒙古，中国之上计也”。而西藏做为格鲁派的发源地对于信奉黄教的诸蒙古就是圣地般的存在，而其宗教领袖诸世达赖喇嘛“蒙古等尊之如佛”，“众蒙古皆服之”。

所以，尽可能的将自己的影响力往西藏渗透，控制黄教，是清代统治者自皇太极以来一以贯之的国策，乾隆帝所写的《御制喇嘛说》就直言不讳的写道：“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保护”是温柔的说法，难听点就是将黄教控制于清廷。

但是，准噶尔汗国一旦占据西藏，则会将清廷“兴黄教以制蒙古”的国策迅速打碎，而准噶尔汗国一旦有效控制西藏和达赖喇嘛，将获得强大的宗教、政治号召力，并进而与清廷争夺全蒙古的控制权，后果不可想象。

在康熙皇帝眼里看来，西藏邻近青海、云南、四川等地，一旦为准噶尔汗国占据，其必然会裹挟西藏土兵、青海和云南的番众，“倘藏地被策零敦夺卜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藏土番岂能保全”，而吞并这些人口后，准噶尔汗国必然对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形成居高临下的军事压迫，边防形势只会对清朝更加不利。

《清代藏事辑要》：朕以准噶尔人等见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鲁番之人，皆近云南、四川边境居住，若将吐鲁番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瓶盖，彼时既难于应援，亦且不能取藏。

有此两点，如果放任准噶尔汗国长期占据西藏，将成为清朝史诗级的噩梦。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康熙不顾众臣反对，“决意独断”，立刻组织兵力入藏驱准。

但是，康熙皇帝在决议入藏驱准后错估了准噶尔汗国的实力，当罗卜藏丹津奏报准噶尔汗国军队攻入西藏后，康熙主观判定准噶尔兵“疲敝已极，除阵亡病死外，未必满两千”，并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只需要两百人便可以击败准噶尔在西藏2000多人的驻军。“兵亦不用多，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

康熙对敌军的轻视，严重影响到了前线将领的心态，清军将领额伦特、色楞在明知道藏中准军可能尚存4000人的情况下，自信的带着满洲、绿营、土司兵共计2600余名军人于康熙五十七年二月踏上征程（后勤人员除外），结果实在悲催，这支2000多人的清军在后勤不济的情况下，与准噶尔军连战数场，坚持到9月，在那曲河全军覆没，主将额伦特头部被准军鸟枪击中阵亡，色楞率领余部投降。

在第一次驱准护藏之战失败后，康熙皇帝决定再次编组远征军向西藏进发，只不过这回康熙不敢轻视准噶尔军，决定大举发兵一劳永逸的将准噶尔兵驱逐出西藏。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以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王，率军西征。

经过议准：

西宁一路派兵12000名护送西宁灵童入藏，青海蒙古兵随其自愿跟随。

四川派兵2000，云南派兵3000，与都统法喇之兵会合，大概有6000人左右，约会向藏地挺进，与西宁一路向拉萨做向心攻击。

阿尔泰一路出兵15000，巴里坤一路出兵10000，共25000人攻袭乌鲁木齐、吐鲁番，务必牢牢牵制住准噶尔本部，使其不能派兵援藏。

第二次驱准护藏的攻势，清廷总共动员兵力43000人，直接参与对西藏攻略的兵力有18000人（此数不包含参加出征的青海蒙古兵）。

而此时在藏的准噶尔兵在兵力上只有3000到4000人，且状态很差，“兵丁内有病、生恶疮，受伤未愈者甚众”，“因不服水土，头部下颏肿胀而亡者甚多”。这种状态下面对优势兵力的清军，准军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平逆将军延信稳扎稳打，准军节节败退，大策零敦多卜在不支之下，不敢恋战，只得逃回准噶尔。

在驱逐准军之后，清廷在拉萨为第七世达赖喇嘛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并确定了驻兵方针，以众噶伦合议制度统治西藏。

至此，第二次安藏之役圆满结束，这次战役不仅成功驱逐了西藏的准噶尔势力，而且确立了清廷做为藏传佛教的护教地位，强化了清廷对藏地的管理，将西藏正式纳入版图纳入版图。

引用文献：《清圣祖实录》、《清代藏事辑要》、《圣武记》、《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卫藏通志》、《康熙起居注》

康熙末年国库空虚？我们来看看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康乾盛世，是中国连续时间最长的盛世。但是，康乾盛世也不得不面临财政亏空的问题。在康熙初期，国库大约有1400万两的结余，康熙用这笔钱平定了“三藩之乱”。随着全国稳定下来，农业恢复发展，清朝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

正常来说，康熙年间每年的财政收入在3000万两到4000万两之间。三藩之乱时期，财政收入最低的一年只有2700万两。战争结束后，财政收入迅速恢复。1686年，财政收入达到了3491万两， 到1711年更是达到了4000万两 。 康熙末年，财政收入有所下滑，但是依然保持在 4000万两 以上。

财政收入的增加，使得国库也不断积存。 1667年，国库有存银248万两 。此后两年都有600万两到700万两的存银。在“三藩之乱”之前，国库存银达到了1400万两。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国库存银又迅速减少，到1678年仅仅剩下了330万两。

战争结束后，国库存银又不断增加。1686年，国库存银达到了2600万两，此后就基本维持在3000万两以上 ，到1709年，国库的存银达到了巅峰的 4736万两 。然而，在康熙最后一年（1722年），国库存银仅剩下了 2716万两 。

康熙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了？康熙自己讲出了两点原因，那就是“用师赈饥”。用师就是不断对准噶尔发动战争，而赈饥就是用来赈济灾民。康熙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没有来具体计算一下。

康熙一生征战无数，自然花钱不少。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又平定台湾、反击沙俄、三征噶尔丹、驱准入藏，可以说几乎年年都在打仗，这个开销可不是一个小数据。在汉武帝时期，因为和匈奴打了几十年的仗，结果导致“天下户口减半”，而 康熙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口却增加了几千万，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关于赈灾以及蠲免，康熙也的确花了很多钱。康熙皇帝首次在全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赈灾体系，一旦地方发生灾害，国库就立即拨款，并且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 根据《中国断代史·清史》提供的资料，从康熙初期到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因为赈灾而免除的赋税多达 9000万两，是当时国库存银的两倍 。

除了灾蠲之外，还有恩蠲、普蠲、荒蠲、逋蠲等，除了灾民之外，全国所有臣民都享受了蠲免收税的实惠。所谓“恩蠲”，就是国家庆典，皇帝巡幸，战争发生时，就对全国或者相关钱粮进行蠲免。 康熙一共出巡129次，所到的地方都要免除赋税，这的确会减少财政收入。

康熙最大的减免税收政策是普蠲，也就是全国性的免税。 康熙皇帝又两次推行普蠲，也就是每个省都享受了两次免税的待遇，仅仅是第二次普蠲见减免了全国 3800万两 的税收。 有人做了统计，康熙一生一共给全国百姓减免了 1.5亿两 的赋税。

那清朝的财政收入如此高，国库如此充足，是不是赋税较高呢？在万历年间，经过张居正改革，明朝的财政收入大约为每年2200万两。考虑到清朝时期的白银购买力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那这个收入是相当的高了。万历年间的人口和康熙年间的人口相近，税率也相近，因此对比性很强。

但是万历年间却总是感觉民不聊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明朝时期，藩王、地主、官僚是有免税特权的，因此全国的税收基本由下层百姓来承担。 万历年间总人口顶峰大约为1.6亿，交税人口6000多万。清朝入关后，废除了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并且规定土地多的多交税，因而使得普通百姓的负担是比较轻的。

康熙时期的人口巅峰大约为1.5亿，但是国家统计的丁口却只有2400万。康熙出巡的时候，看到大量的家庭“ 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 ”。康熙问他们为什么不缴纳赋税，他们就夸康熙盛名，让人共享盛世，康熙帝也只好笑笑而去。

根据巡查的结果，康熙决定推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 此项政策于1712年正式推行，具体措施就是以1712年的丁口数据为依据征收丁税，以后增加的人丁一律不收税。到晚期，康熙甚至在广东试验 “摊丁入亩” ，逐渐取消人头税。后来康熙的政策被雍正推广。

康熙对百姓非常大方，但是自己却非常节俭。康熙曾说：“ 当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 ”。他多次盘查宫中的花费，力求节约。他拿明朝的宫廷花销和清朝对比，“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 明朝宫内有宫女9000多人，宦官10万人，而清朝宫女不过几百年，宦官不过3000人。

最初， 光禄寺给宫廷的花销是每年70万两，后来康熙不断压缩，一直压缩到了7万两，是明朝的几十分之一 。康熙在其他方面的花销也在不断压缩。例如理藩院，以前每年需要拿出80万两来宴请宾客，康熙将之压缩到了8万两。将明清作为对比，就发现康熙实在太节约了，要知道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只有明朝白银的三分之一左右。

当然，随着康熙后期吏治的放松，官场逐渐败坏了起来，许多地方官僚也贪污国家的钱粮，导致地方财政亏空。科臣郝林曾经上奏提到各省钱粮亏空的问题，康熙帝却非常自信地说：“ 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今即因数次巡幸，用钱粮四五十万，亦不为过。 明年天下钱粮以次尽行蠲免 ，若留此亏空之项，以为官民之累，非联宽仁爱养嘉予维新之至意。 ”

可见，康熙以宽治国，认为官员贪污了的钱粮都能够通过文件来查出来，只需要严加审讯就能够查出来。在钱粮亏空的背景下，康熙居然下令免除天下一年的赋税，给百姓谋求福利。当然，官员的贪污腐败最终还是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留给了心狠手辣的雍正了。

清政府灭亡之后国库还剩下多少银子，这些银子最后哪去了？

封建王朝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往往被认为是天底下最有钱的人，而国库都被认为是最有钱的地方。其实并非如此，有些皇帝真的很穷，崇祯在煤山自缢时，李自成攻破北京直奔大明国库发现竟然只剩下区区不到10万两白银，还不够李自成的将士们塞牙缝。曾经辉煌的大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时，大清国库还有多少银两呢？

清朝的国库主要由内府库和户部库两大部分组成，内府库是属于皇帝私人财产，也就是归皇帝个人所有，属皇帝的私人小金库，皇帝有自由支配权，户部库又叫国库，是属于国家朝廷所有，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和财政部，由户部专人专管，主要负责国家的各项财政事务，总管国家的财税，还有各种开支。

清朝哪个皇帝最有钱，大家肯定马上想到了康乾盛世，想到了康熙，雍正，乾隆。“千年一帝”的康熙绝对是最有为的皇帝之一，少年时就擒鳌拜，成功征伐三藩、两次亲征噶尔丹等。康熙虽然政绩显赫，然而他并不是最有钱的。到康熙末年，经济已出现危机，国库亏空严重，到雍正1722年登基，康熙为雍正留下大概800万白银，当时官员亏空就达250万两白银。

雍正一上位，立马着手打造以亲信怡亲王胤祥为首的总理事务铁腕领导班子，成立专门负责钱粮奏销部门机构会考府，负责清查钱粮的亏空，惩治官员亏空行为，雷厉风行地追缴亏空。在胤祥的铁腕政策下，国库里很快就有了1000多万辆白银。雍正是著名的勤勉皇帝，恨不得二十四小时上班，兢兢业业，到他去世时，为儿子乾隆皇帝留下了差不多6000万两白银。

1736年，乾隆登基，国家一片蒸蒸日上，乾隆也是非常有为的皇帝，敛财能力也很不错，国库充盈一度达到7000万两白银。不过相比雍正来说，这个不算什么，毕竟有雍正的6000万两白银打底。乾隆皇帝实在是一个能造的皇帝，喜欢奢侈享受，自己生日和皇太后生日都是大手笔花钱，还喜欢带着皇太后、妃子们经常南下旅游看风景。

自诩“十全老人”动不动就要动用国库组织大规模的老人活动。乾隆晚年懒于政事又贪于权力，禅位于嘉庆却又不让权，很多政事委托和珅代为管理，各地民怨四起，清王朝有盛转衰。就算以乾隆时国库最充盈时7000万两白银来算，乾隆也只是在他爹的基础上再存下了1000万两白银，由此就能看出乾隆皇帝真是个能花钱的主。

嘉庆上位，虽然有7000万两家底，可是由于乾隆晚年的惰政，留下的烂摊子更大，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各地纷纷爆发白莲教、天理教等等农民起义，西方帝国主义开始殖民渗透，将鸦片销往中国，民不聊生。嘉庆光为剿灭各地的农民起义就花了一亿多两白银，国库很快透支。

不过，好在乾隆给嘉庆还留了个和珅，嘉庆从和珅家里抄出八亿两白银，几车文物，抄出的白银就相当于乾隆时十年的税收。这也就是为什么乾隆时的国库并没有累积多少白银。道光时，清朝每况日下，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爆发，清政府惨败只得割地赔款，赔偿英国二千一百万银元后，国库基本被掏空了。1850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白银。

1856年到1860年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割让大片领土，不停地赔款，沙俄也趁机瓜分领土150万平方公里。早在1853年（咸丰三年）六月，清政府国库只有22.7万两白银了，咸丰采取了一系列急剧措施，比如将内务府金钟融化，卖官鬻爵，发行官票，发行钱票，实行厘金制度等等，终于又凑齐1亿七千万两白银。

不过这些白银很快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开支了，清朝的统治者们开始越来越败家了，一个比一个能败家。到慈禧大揽朝政时，国库的钱早已不够花，六十岁生日时，更是计划斥资三千万两白银想仿照举办乾隆皇帝大寿那样的盛大排场，下令挪用各部门资金，军防400万两，户部500万两，内务府500万两，刑部50万两。

北洋舰队的军费被挪用后，原本要打造成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最后被日本轻而易举就摧毁了。钱不够花的慈禧，多次向民间义捐，向晋商、徽商、官商“借钱”。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赔款库平银两亿三千万两给日本，而这笔巨资是清政府东挪西借而来的。

1900年《辛丑条约》清政府又上赔了4.5亿两海关银，年息4厘，39年内赔款9.8亿两白银，清政府也计划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偿还这笔巨额贷款债务。1908年11月14日光绪去世，十几个小时后慈禧也终于去世，1908年12月，不到3岁的溥仪被推上了龙椅，三载儿皇帝生活，1912年2月12日，溥仪被迫退位，大清王朝终于结束了苟延残喘。

民国政府善待清皇室，答应每年给400万两白银作为皇室的开销，银元发行后，改为400万元。国民政府的人员打开大清的国库大门，进行清点，国库早已成了空壳，里面除了一堆堆可耻的不平等条约，一片空虚，最后翻出区区10个银元，真是令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