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其实是嫖男妓的地方,八大老胡同
喜欢看清朝和民国电视剧的，估计都听说过“八大胡同”，这几乎是花街柳巷的代名词。那么”八大胡同“究竟指的是哪八个胡同呢?
“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
喜欢看清朝和民国电视剧的，估计都听说过“八大胡同”，这几乎是花街柳巷的代名词。那么”八大胡同“究竟指的是哪八个胡同呢?
“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小力胡同)。其实不仅这八个胡同里布满了妓院，其他很多胡同也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八大胡同是怎么兴起的呢?说起来很扫兴，一开始，那里盘踞的并不是妓女，而是“相公”，也就是“男妓”。
由于清代禁止娼妓，而士大夫阶层自明代就好狎优，蓄养家班。而所以来京的徽班弟子又是男孩子，他们中漂亮的一般就是男旦，住所兼教戏所在，每个师傅的寓所都起堂号，如梅兰芳出自朱霭云的云和堂，梅巧玲经营景和堂，程长庚寓处四箴堂，谭鑫培堂号英秀堂都在八大胡同。
嘉庆时期的相公重色不重艺，后来同光以后，以三鼎甲为代表的大师在艺术上精进成功以后，逐渐童伶相公也以色艺俱佳为尚了。可以说清代的八大胡同兴盛完全是因为男伎相公而起的。民国开始，妓女解禁，相公凋零，八大胡同原来的堂子才成了妓院的天下。
据统计，民国前期，北京私娼达七千余人，其中多数在八大胡同从业，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许多妓女也随之南下，但八大胡同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妓院，时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曾回忆，当时北京一桌高级鱼翅席十二元，而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一个良家女孩入娼，嫖娼费则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可谓一本万利。
此时的八大胡同除妓院大烟馆及赌场外还聚集了各类饭庄、酒馆、照相馆、戏园子、诊所、当铺、饽饽铺，乃至澡堂子和棺材铺等，呈现出三教九流人生百态。
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周边服务行业，如大烟馆、赌场等，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在这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乱圈子里，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卖壮阳药的纷纷而来，都在八大胡同中讨生活。
当年相声演员侯宝林也在这一带谋生，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
然而这一切将因一场划时代的大事件而改变，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爆发，四年后的1949年春傅作义与中共签署和平起义协定，人民解放军开进了北平城。
1949年初春，驻防北平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林彪、聂荣臻等率领的东北及华北野战军签订了和平协议，解放军接防傅作义部进入北平，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当时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从永定门进入这座千年古都，经过前门大街的时候是人群欢迎的高潮，而其中呢也不乏从附近八大胡同跑出来看热闹妓女，以及妓院的老鸨，当时她们还不知道，从这一刻起她们的命运将被改变。
1949年2月，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一些观摩的市民没有想到，新政权入城后烧的三把火之一就是取缔妓院。
为了尽快争取民心，稳定秩序，中共决定干几件有社会影响的大事，取缔妓院成了北平新政府优先考虑的政绩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展开“禁娼风暴”
真正的行动是在1949年11月21日，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北平更名为北京，这天晚饭刚过，八大胡同等地出现了一些穿干部制服的人，要各妓院老鸨及领班去公安局开会，就在这些人被骗走之际，晚八时，数十辆卡车突然封锁了交通要道，车上跳下带枪的军警，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禁娼风暴”就这样展开了。
先是由行动小组在妓院的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内外两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警察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警察把守，胡同里有警察巡逻，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随后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房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哇哇叫声一片。
行动中查获的妓院跟妈、茶房及嫖客等后经登记一律释放，妓女们则被留了下来，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呢?
1949年北京取缔妓院解放妓女时，曾遭到这些被解放者们激烈地抗拒，作家李恒昌这样记载妓女们对查封行动的抵制。
现在实行民主了，封闭妓院应当事先告诉一声，就这样随便把我们弄走了，政府这也管，那也管，今天来封妓院，给我们找个对象管不管?请问长官我不去集中成不成，我回家结婚。
那么这些妓女当年又是如何从良的呢?
其实中共对改造社会异端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时代，中共曾在陕甘宁边区发起整治二流子行动，当时边区政府采取身上挂标志，开批斗会，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等办法改造了数千名男女二流子，为后来的劳工教养提供了经验。1949年北京禁娼行动时，也成立了由多家机构牵头的“处理妓女委员会”，所谓“处理”就是集中改造，当时所有妓女都被集中到八大胡同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中的几个大院，除看管哨兵外还调来八十多名管教女干部，但她们初来乍到，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副景象。
为安抚妓女归还妓女个人财务
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嚎叫，一个个花红柳绿，又披头散发，捶胸顿足，又哭又闹的上房逃跑的，寻思上吊的，往外冲的，还有凿墙洞的，无所不有，一名妓女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
据载当初查封妓院时里面的财物一律不许带出，有妓女通过茶房把值钱的东西送出去都被拦下，教养院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归还个人财物，管教女干部裴棣回忆。
现在回想起来对她们最有效的安抚是归还了她们的个人财物，她们都有些私房钱、首饰，一律贴上封条原封不动，过了几天情绪安抚下来就有人问东西还有没有?我们就组织她们回去拿自己的东西，看得出她们很高兴。
这一招见效后管教干部又祭出中共政治工作传统的法宝诉苦，没想到这一招却有些失灵。
面对此景管教干部开始动员老妓女诉说人老珠黄后的悲惨下场，并组织妓女们看曹禺的话剧《日出》，杨敏记述。
在灰白的大街上，妓女们穿着妖艳的旗袍，扭着腰，排着队，一路上遇见老相好的还飞眼，教官员们看见了生气道，严肃点，她们就嗲声嗲气地哼一声呦，但是在幽暗的剧院里，许多妓女都哭了，故事里有她们的生活。
新政府的改造取得了效果，至1950年6月底，改造结束时有近六百名名妓女结婚，三百七十多人被亲属领回家，六十二人被剧团及医院接纳。
数年后的1959年管教干部裴棣曾在电车上偶遇一名当年的妓女学员，杨敏在《1949年妓女的解放》中记述。
她身穿灰白干部服很自然地与裴棣打招呼，说话与姿态已毫无当年的风尘痕迹，她笑说她后来学了医，在同仁医院工作。
但另一名叫张金香的妓女学员却没这么幸运，她因年轻貌美又有一副好嗓子曾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走，但1952年又被公安局当野妓收容，管教女干部张洁珣回忆。
据说剧院里有人看不起她，怕她有病总和她保持距离，后来就跟嫖客跑了，沦为野妓。
禁娼落幕八大胡同归于平静
新中国的禁娼运动落下了大幕，八大胡同也人去楼空，从繁闹走向平静，如今的八大胡同已成为老北京原生态居民区，从这些杂乱的斜街和破败的院落里人民已很难想像这里经历过的一切。
查了一下资料，1946年北平人口只有168万，而时至今日，北京人口总数已达到了2200万。如果那时有3000妓女，那么现在呢?具体数字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
北京的八大胡同，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大家肯定想不到北京的八大胡同曾经是妓院，北京是我国最有名的股东之一，他有很多很有名的景点，像颐和园，故宫等等。很多人只知道他现在的繁华，但是在这之前他并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
八大胡同曾经是妓院，大多数建筑以四合院为主，门口还会挂一些红灯笼，来来往往的多是一些男人。但是这里还是比较高端的，只有一些富贵人才能去得了，里边的娼妓自然也是非比寻常，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进去的。后来北京开始建设，这些胡同都被拆了，只有一少部分胡同被保留下来，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在这些高楼大厦当中存在一些小胡同，看起来还是很有历史气息的。
当时八大胡同之所以成为妓院是由于戏剧引起的，由于当时清朝是禁止妓院的存在，尤其是在皇城内，但是有权贵的地方就会有例外，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特别喜欢看戏。慢慢的春台，四喜等戏班就开始进入京城。那个时候还是男旦比较多，所以就开始流行起了男妓，这也是后来妓院开始的雏形。后来经过发展，慢慢地达到了鼎盛时期，到了清朝末年，妓女的解禁就放开了，这个时候这些原来唱戏的地方就变成了妓院。
当时的八大胡同非常的出名，就连当时日本侵华之后也是经常去八大胡同，在当时还有一些特别出名的人，比如赛金花，她就是清朝比较有名的娼妓。虽然在当时她只是地位最下等的人，但是后来由于嫁给了状元，从而改变了生活，她还学会了德语，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她曾经用德语和德军联系，让他们不要滥杀无辜。如今八大胡同已经建造成高楼大厦，但当时赛金花的怡香园却并没有改造，这或许就是因为她的这些贡献吧。
八大胡同的发展历史
八大胡同 应是在清乾隆奠基，中后期兴起，清末与民国期间终成“大名”。
八大胡同“风月场”雏形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时期徽班进京下榻于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可见八大胡同与戏剧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清代禁止娼妓，而士大夫阶层自明代就好狎优，蓄养家班。而所以来京的徽班弟子又是男孩子，他们中漂亮的一般就是男旦，住所兼教戏所在，每个师傅的寓所都起堂号，如梅兰芳出自朱霭云的云和堂，梅巧玲经营景和堂，程长庚寓处四箴堂，谭鑫培堂号英秀堂都在八大胡同。嘉庆时期的相公重色不重艺，后来同光以后，以三鼎甲为代表的大师在艺术上精进成功以后，逐渐童伶相公也以色艺俱佳为尚了。可以说清代的八大胡同兴盛完全是因为男伎相公而起的。民国开始，妓女解禁，相公凋零，八大胡同原来的堂子才成了妓院的天下。
《清稗类钞》言之甚详：“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梦华琐簿》：“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指嫖客）们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 （送客的大武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内城禁止开设妓院。因此，内城的妓院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此地紧靠内城，又是外地进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嚣繁华，风月场雏形于此形成。乾隆嘉庆时期，京城青楼，多在今东城灯市口一带。咸丰同治年间，则多在城外。
男妓，顾名思义，就是男性娼妓，古时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称之为“小手”的。后称为“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后谐音为相公，自称“堂名中人”。寓处称“相公堂子”或“下处”。八大胡同之男妓，据史书记载，自嘉道时已兴盛了。
华胥大夫于道光八年所作《金台残泪记》中载:“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当居东草厂，魏婉卿当居西珠市口。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朱茅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男妓的下处与嫖规是:当时入妓馆闲逛称“打茶围”，赴诸伶家闲侃，也称“打茶围”。据《清稗类钞》中记载:“客饮于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条子’。伶之应召曰‘赶条子’。”“光绪中叶例赏为京钱10千。就其中先付2400文，曰:车资。8000则后付。伶至，向客点头，就案，取酒壶偏向坐客斟酒。斟毕，乃依‘老斗’坐（彼中互称其狎客曰:老斗）。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饮酒，亦为‘老斗’代之。”又“‘老斗’饮于下处，曰‘吃酒’。酒可恣饮，无熟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饮毕，啜双弓米以充饥。”
综上所述，京城男妓的下处、嫖规、设备等基本上是和女妓相同的。男妓衰亡后，又由女妓传留下来，特别在八大胡同，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八大胡同区域的戏楼、茶园、酒楼、饭庄、堂寓、下处这种斗相麇至、打情骂俏、不堪入耳的场景当年是处处可见。时人蒋芷侪曾记:“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
光、宣之际，北京妓业的兴盛程度已经超过相公业，清亡，民国肇造，娼妓彻底胜过相公。著名的戏剧艺术家田际云，于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禁韩家潭一带相公寓，以重人道。后总厅准呈，并于同月二十日发布告示，文曰:“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侵略军要满足兽性需求；庚子赔款，清廷要税收；再加上前门火车站的建成，使得北京娼业骤然膨胀。八大胡同妓院的档次在北京首屈一指，自此暴得大名。这时的相公堂子则已基本上被女妓所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