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所提到的这两次变法,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响在于法家从比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李悝变法”宣告以法家学说为主导的战国时代拉开序幕;“商鞅变法”则奠定华夏
问题中所提到的这两次变法,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响在于法家从比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李悝变法”宣告以法家学说为主导的战国时代拉开序幕;“商鞅变法”则奠定华夏民族走向统一的基础。要说两者变法同异,同者皆以富国强兵为根本;异者,强国范式不同,魏国法家商业经济之强;秦国法家农耕经济之强。下面着重讲两者变法的同异。
魏国李悝变法的成功宣告了一种有别于春秋旧制社会的新社会模式的诞生,骤然强大起来的魏国也让天下诸候纷纷效仿,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列国纷纷启用法家士子继续展开变法。
商鞅到秦国主持主法,其实并没有亲自制定,而是沿用了魏国的所有法典“惜数相秦”。商鞅在秦沿用了魏国变法的所有法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李悝的《法经》原封不动一条未改。
列国变法首先改革兵制,军事改革是变法的重要部分,无一国例外,不管是魏国的李悝变法,还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不同之处于如何强军之上,这两国国情不一,做法也就自然不一。魏国在军事上重在培养“武卒”;秦国在军事上着重打造“锐士”。魏国武卒重于战力;秦国锐士重于战心。
经济为强国之本,两国地域不同,发展自身经济的模式自然不同。魏国地处中原土地相对贫瘠,魏国注定不能太依赖农业,虽然李悝提出“尽地之教”发展农业,但仍显捉襟见肘。于是发展商业经济成为魏国经济的重要手段,魏国的行政官员也多数出自商贾,如魏相白圭、李悝既是相亦是商。
秦国的国情有异于魏国,秦国地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秦人风化未开且朴实厚重,经商不如魏人,可站下踩着一块肥沃的土地可耕种,身后有丰硕的大草原可畜牧的天然优势,发展农耕是秦国的必然之选。所以,商鞅变法提出“耕战之策”是完全出于秦国的基本国情所考量的。
最后便是两者的变法深彻程度不同,商鞅变法是李悝变法的完善版。鉴于李悝变法数十年的利弊得失,商鞅采取了最大程度释放社会活力的办法从法律上,制度上打破固化阶级的界限来激发民众动力。如废奴隶立新国人,激励军功等。
可见,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富国强兵,相异之处在于各具特色取长补短。同样的一部《法经》在两个不同的国度实施,却是“花开两枝,各表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