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中司马迁为何把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是因为他内心对贵族精神的不舍吗？

你好作者我来回答你提出的问。
资料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史记索隐》—里，记的是，这五个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也有人，认为宋襄公根不不行，他没啥能力，基

好像，司马迁并没具体说过宋襄公属于“春秋五霸”吧？如果没说过，那也就与司马迁内心对襄公的“贵族精神”舍与不舍没有关系了。

一

恕我孤陋，史迁在《史记》里，应该从未具体讲过“春秋五霸”是谁。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力政，五伯更盛衰”——“五伯”就是“五霸，古时“伯”通“霸”，五霸轮流盛衰，谁属五霸也轮流“坐庄”。

又在《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说：“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

“以讨伐为会盟主”，宋襄公倒的确干过这事。

晚了他200年的东汉赵岐，在《孟子注》说，“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为春秋五霸。

同时的高诱，在《吕览注》中，亦从此说。

但不知道《孟子.告子下》和《吕氏春秋》的本义是否确实如此。

其实，关于“五霸”是谁，还有两说。

一是，曰“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为“五霸”。少早于赵岐等的应劭《风俗通义》、稍晚的杜宇《左传注》持此说。有意思的是，高诱的《吕览注》，也收录了此说。

二是，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为“五霸”。持此说者更早，出于《荀子》的《王霸篇》和《议兵篇》。

这三种说法中，以第一种最为通行。这大约就与司马迁的说法有关了——“幽、厉之后”，说的是“春秋五霸”。春秋之前和战国的不算。

吕思勉先生说，这三种说法都有道理——“皆可从也”，“若论曾长诸侯，则晋悼、楚灵、齐景、吴夫差，亦未尝不可为霸。下逮战国之世，楚悼、魏惠、齐威、宣、湣王，亦可谓其时之霸也”。他说，不过是《荀子》最早说了“五霸”这个词儿，“自此以霸限于五云然。”

很有道理。“五霸”，只是个约数而已。

但无论如何，太史公应该没趟“五霸”有谁这一“浑水儿”。

二

司马迁没具体说过宋襄公属于“五霸”。

假设他讲的“五伯”里包括宋襄公，也是因为他曾经搞过“会盟”。

那么，太史公对宋襄公是否青睐有加，十分推崇他的“骑士精神”呢？应该也不是。

《史记》里，重点说到宋襄公的有两处——一是《宋微子世家第八》，另一是《太史公自序》。

《管子.霸言》曰：“强国众，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攻大以图王。”这就是春秋时期的局面。

东周开年，如《史记.周本纪》所言：“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是说，春秋初年，齐楚秦晋已经开始称霸了。

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入春秋后七十九年，也就是前645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桓公会诸侯，各发兵戌周。

《孔子.宪问》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说，齐桓公很有威望，不用武力，就可以召集诸侯会盟。

《孟子》云：“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这也是说齐桓公讲信誉，影响力大。

楚、秦、晋就不必说了，都实力很强。

宋国其实是小国。

宋襄公八年，即前643年，齐桓公去世，襄公参加了葵丘之盟，大概他很艳羡诸侯们对齐桓公的尊敬，看到机会来了，就像也搞一次同样的“会盟”。

这件事筹划了四年，十二年春季，襄公想在鹿上召集诸侯会盟。很可能觉得自己影响力不够，就请求楚国出面邀请，楚国同意了。公子目夷进谏说：“小国正当盟首，是灾祸。”襄公听不进去。结果，秋天“会盟”的时候，楚国趁机把襄公抓走了，还讨伐宋国。目夷说：“国君（襄公）的私欲太过分了。”

后来，可能是因为诸侯们都觉得楚国无礼，施加压力。宋襄公才得以回家。

十三年，宋国又起兵攻打郑国，楚国援郑，襄公反过头来打楚国。子鱼劝谏曰：“上天抛弃商很久了，不能打呀。”襄公根本不听。冬季的十一月，与楚成王战于泓水。其时，楚军尚未全部渡河，目夷说：“他们兵多我们兵少，可以趁此机会进攻。”襄公不听。楚军渡河后列阵，目夷又说：“可以打了。”襄公说：“等人家排好阵再打。”楚军排好阵后，宋军进攻，结果大败，襄公的腿还受了伤。宋国人都怨恨襄公。襄公辩解说：“君子不乘人之危，不能攻打未列阵的敌军。”子鱼说：“打仗以取胜为功绩。如果按襄公的说法，就直接给别人当奴隶算了，还打什么仗？”

这些都是司马迁的记述。尽管平铺直叙，但显然字里行间没有任何称赞宋襄公的意思，隐含的，倒是揶揄。

司马迁说：“武庚死后，周朝封微子于宋。……赞美微子请教太师这件事，作《宋微子世家》第八”。

这是他之所以写《宋微子世家》的原因。

司马迁在这篇《世家》的最后说：“宋襄公在泓水打了败仗之后，有的君子认为他值得表扬，这是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国家缺少礼节，所以表彰他，因为宋襄公具有礼让的精神。”

这话听起来，仍然让人觉得有一股讽刺味道。他说的是“有的君子”，而并非他自己。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受伤，又有哪位君子称道？”这反而像是他对此事的态度了。

宋襄公实力不够还梦想称霸，这已经十分可笑了，所以，司马迁才把目夷的劝谏写上。后来，襄公办的一件一件事情，没一件像样儿，更贻笑大方。这些，都不是司马迁编造出来硬安在襄公头上的。《左传》里，都有相关记载，包括被后人耻笑为“蠢猪逻辑”的“不鼓不成列”。

《左传》、《国语》，是司马迁很看重的参考素材。他对宋襄公的记述，应该说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