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黑人音乐家,为了到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进行巡演,雇佣了一个白人混混,一方面给他做司机,另一方面还要帮他解决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
《绿皮书》的立意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黑人音乐家,为了到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进行巡演,雇佣了一个白人混混,一方面给他做司机,另一方面还要帮他解决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
《绿皮书》的立意之所以有趣,是它将我们通常所见的主仆位置进行了一个颠倒,黑人如今做了主人,而白人负起了为黑人服务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对立,一是肤色上的,二是财富和教养上的。黑人,雪利,更有钱,也更有教养;白人,托尼,混迹底层,不拘小节。
我们先对比一下两人在行为举止上的差异。
在托尼这里,几乎所有的道德礼法都是失效的。为了跟一位有权势的人交朋友,在饭店做服务员的托尼自导自演了一出戏:先将这人的帽子拿走,然后在这人大动肝火之后,主动将帽子奉上,声称是自己找回的。通过这出戏,托尼顺利赢得了他想要的信任。这位意大利裔美国人的道德劣迹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打架斗殴、赌博、行贿、持枪、小偷小摸、说脏话、乱丢杂物、随地小便,等等。除此之外,他还有着一些在道德上虽然说是无法指摘,但仍然无法上得了台面的不良习惯:暴饮暴食、话痨、烟不离手。
雪利与托尼截然不同。他始终留意自己在别人,尤其是在上层阶级心目中的形象。他举止得体,时刻保持衣物整洁;他只演奏高雅的音乐;他不乱吃东西;在演奏过程中为了上一趟厕所,他专门回了一趟宾馆;他对自己的黑人身份十分敏感,拒绝去任何不受欢迎的地方。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尤其体现在他对托尼的规训上:托尼偷拿了一个店铺的东西,他责令托尼去付钱;托尼在公路上丢了一个饮料瓶,他逼着托尼捡回来;此外,他还想帮托尼起一个更加“高贵”的名字。
表面上看,这些只是阶级、身份、涵养上的不同,但实际上,它们也体现了一种生命观上的巨大差异。“做什么事都要淋漓尽致,上班就认真工作,笑就尽情大笑。”这是托尼的生命观,简言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显而易见,雪利不是这样,他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考虑的是,我应该怎么做才合适,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一个是为自己而活,一个是为他人而活。一个在顺应自己的天性,一个在追随一个理想形象,一个理想的、高贵的白人形象。
无需赘言,种族解放和平等问题是本片的一个重大议题。就影片向我们呈现的美国南方来看,六十年代的黑人仍然处处受到不平等待遇。一些小镇在天黑之后禁止黑人逗留;很多餐厅拒绝黑人进入;公共场所的黑人会受到白人的暴力侵犯;衣服店,拒绝为黑人量体裁衣。在这种环境背景下,雪利之所以去南方巡演,主要也是为了拓宽黑人的权利领域。然而,他的音乐在南方只不过是白人们体现自己宽容大度的时髦玩意:一个餐厅虽然邀请雪利演奏,却不让他与白人们一同用餐。求平等,求解放,是雪利自己赋予自己的天命。然而他的努力方向似乎打一开始就错了。他心目中的解放,就是能像白人一样活着,在由白人定义的主人/奴隶的二元对立中,去占据以前白人所占的那个位置。他因此变得里外不是人,如他自我剖析的那样:“白人认为他不够白,黑人认为他不够黑。”他的尴尬处境,非常像我们以前所说的“假洋鬼子”。他不知道,他不仅没有在求解放,反而自己给自己套上了一个重型枷锁。
这一枷锁,如我们前面所说,是“像白人一样活着”,同时也是“人人平等”这一理念。前述雪利和托尼的种种区别,换个角度来理解,就是托尼没有任何理念包袱,而雪利则处处受到理念的束缚。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人和人是不是应该平等,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也得不出答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要让理念去戕害我们的自主性。如果我们处处遵循理念而活,那我们的自由将失去任何施展的空间。“人人平等”是理念,道德也是理念。一场戏里,雪利因为与一个男性发生肉体关系遭到拘捕。托尼通过行贿让雪利得到释放。事后,雪利责怪托尼不该使用这样的手段。“人应不应该行贿”,这是雪利纠结的问题,而托尼,时时刻刻考虑的只是怎么有效解决当下的实际疑难。一个在意理念,一个在意效果。
托尼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则。他守诺,雪利担心托尼撂挑子不干,主动提出为托尼升职加薪,托尼拒绝,因为之前的职务和薪酬已经说定了。怎么解释他在道德上面的这种不一致?实际上,这里体现的不是理念对自主性的一次胜利,恰恰相反,它表明了自主性在托尼这里绝对的优先地位。违背诺言,意味着欠债,而欠债,意味着债主对债务人拥有了某种权力。将自己权力出让给别人,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别人处理,这对托尼来说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
理念是如何让我们失去自主性的?以行贿那场戏来说,雪利会认可的事情解决方式,不仅要自己的行为合乎“不可行贿”的理念,而且整个警察系统奉行“不可受贿”的理念,并且,法律还要接受,同性恋是正义的,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平等的,如此一来,在法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他便没有任何行动的理由,留给他的,只有声张正义、愤怒、委屈一条路途。换句话来说,就是等。然而托尼,不会任由生命就这样白白浪费。他对理念没有责任。人人平等也罢,不平等也罢,都只是他游戏人间的场所。
这里牵涉到人的局限和人的自由之关系的问题。局限和自由是一体两面,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之时,便是自由真正降临之时。警察,掰不动,那么就去迎合他。就迎合本身来说,丝毫不牵涉屈辱与否,它是一种行动,至于屈辱,是我们后来加在这一行动上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屈辱地迎合,也完全可以开开心地去迎合。而一旦认为自己应该是全能的,世界应该是完美的,那么,自己反而被自己的这种信仰给牵绊住了。在自己全能和世界完美之前,无法行动。
这一场南方之旅是一堂主要针对雪利的成长课程。在电影将近结束的几场戏中,他的行事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不是说他放弃了为黑人抗争,而是说他开始依循自己的心性行事。餐馆拒绝他用餐,他抗议不成,索性罢演。他没有想,“因为我需要提升黑人地位所以我硬着头皮也要表演”,他也没有想,“被拒绝用餐令黑人尊严扫地所以我拒绝演”。此时,理性失效了。他拒绝演,仅仅起因于他不高兴这个事实。之后,在一个黑人酒吧里,他也放弃了只演奏高雅音乐的原则,而是同几个黑人乐手一起奏起了欢快的平民乐。这个决定的原因同样简单,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乐意、他高兴这样做。
最后,是两人开车回北方。托尼累了,雪利坐上了驾驶座。黑人、白人各自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白人为主,黑人为仆?或者说,黑人、白人以这种自由的互换实现了真正的平等?毋宁说,友谊代替了是否平等的辩证,平等与否已经失去了意义。一个累了,另一个便接替他开一会儿,就这么简单,这么自然而然,理念、教养、道德统统被他们丢在了一边,情势、感受,起作用的唯有这两个元素。这便是人的自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