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个人认为,就是不出现秦始皇嬴政本人,已经过“六世”之苦心经营的秦国,按正常发展走,秦国不自乱,也会在接下来的几代秦王中逐渐的蚕食和消化六国,秦始皇本人的出现只是加快了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观之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能过度夸大个体的作用!”
不管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还是新中国成立,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因为部分的作用只有在整体中能够发挥全部效力,换句话说就是:部分离不开整体。
秦国一统天下是“奋六世之余烈”,并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用十几年就把列国全部干趴了。
秦始皇的存在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那就是秦始皇的领导班子延续了东出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有了国策的前提,才有了秦国大幅度的东出计划,这一点的确是秦始皇之功。毕竟,没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制定正确的国策方针,统一六国是会被推后的。
列国有可能做后起之秀吗?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没有秦始皇或者这样的坚持东出的国君出现,也仅仅是延缓统一时间,因为秦国统一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秦庄襄王死后,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已经成为了秦国土地,而六国早已经被打废,要想赶超秦国,那就要彻彻底底的变法,并且坚持很多年,反正秦国是已经坚持了109年(前356年商鞅变法—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
列国要想赶超秦国,要坚持一个世纪,前提是秦国一个世纪原地踏步,而且放弃东出政策。列国呢,要世代明君、坚持变法国策、广纳人才。这些都具备之后,天时地利皆备,还要看人和,那就是有没有秦国那么好的运气,商鞅之后有张仪、张仪之后有范雎、范雎之后吕不韦。这些人都是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且因时而异提出了符合国家战略规划的国策,这是难能可贵的。
比如张仪所处的秦惠文王时代,列国伐交频频,而秦国刚刚起步。此时的秦国可以蛮横但不能到处树敌,秦国还没有到以一敌六的地步。这时候采用张仪的连横策略则恰到好处。一方面对抗了合纵,一方面可以联合弱国以抗强,从中获利。
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已然崛起,秦国已经有了以一敌六的能力,尤其是在长平之战后,列国中最后一个有资格跟秦国叫板的赵国被彻底干翻。这时候的秦国已经不是“敌六国”,而是“灭六国”。此时采用范雎的“远交近攻”,一方面麻痹列国,让他们疏于防范,一方面蚕食鲸吞,大幅度侵占邻国土地。
这样一看,列国反超秦国的可能实在是小到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而历史选择了秦始皇成为代言人,秦始皇也没有给列国时间。
六国的悲哀
与秦国最近的国家便是三晋(韩、赵、魏)。
韩国自从申不害变法之后,国力有所提升,尤其韩弩,一度成为了列国弓弩代名词。
但是申不害变法重视的帝王权御、御心御人。积极方面在于君权加强、君臣共治,可以很好的推行变法,缺点则是太依赖于个人意志,倘若国君英明,变法得以坚持,依仗申不害的御人之术可以减轻改革压力,加快改革速度,当时如果后继之君昏庸无能呢?那变法终成笑谈。韩国就是这样,起不早,无奈历代君王多昏,擅长自守,丧失良机。
魏国是战国初期第一强国,李悝变法之后,魏国迅速绝地,而且是第一个崛起,魏武卒的名声响彻列国。而且魏国一度对秦国用兵,让秦国吃了不少苦,客观上促使了秦国变法图强。可以,魏国在魏惠王时期已经是“大国迟暮”,不仅失去了列国霸主地位,而且被后起之秀秦国收拾坏了。魏国的衰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才流失,了解一点战国史的人就会知道,很多列国奇才都是魏国或者与魏国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商鞅(秦国变法)、吴起(楚国变法)、信陵君等。
赵国是战国名副其实后起之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军事力量迅速提升,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灭了“国中之国”中山国。很难想象,这一切都是在秦国强大之后完成的。但是,赵国的命运不见得有多么好。先是后继之君用人乏术,后是秦国步步紧逼,最终长平一战,彻底回到变法前。
其余的诸如华而不实的楚国、无力对抗的燕国、大国自居的齐国,都是在内耗中一步步把自己搞死,等到秦始皇来临,他们早就没有了抵抗力。
所以,我们可以把秦国对战国威胁谱成一个时间坐标,那就是:商鞅变法(前期)——以攻为守(中期)——长平之战(转折)——一家独大。
长平之战秦国胜利,标志了列国再也无力抵抗秦国(合纵也抵抗不了),秦国一统天下从实力问题转变为时间问题。
结束语:凡是以弱取胜者,无不在己强彼弱只是下手。列国显然已经没有了这个机会。秦始皇是历史选择的“乱世终结者”,个人是有很大能力的。但是,笔者已经彻底分析了列国局势,秦国一统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纵使,没有秦始皇,也会有下一位继承者。
【文 / 楚南青史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