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唐朝“牛李党争”，分别指的是谁？影响多久？

一、“牛李党争”的根源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夏天，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华州参军李宗闵、伊阙县尉牛僧孺等一批低级官吏入京赴试。这些年轻士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策

一、“牛李党争”的根源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夏天，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华州参军李宗闵、伊阙县尉牛僧孺等一批低级官吏入京赴试。这些年轻士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非常欣赏，于是把李宗闵和牛僧孺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颇为嘉许。

然而，尽管他们的大胆言论获得了天子和主考官的赞赏，可是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在李吉甫看来，这些人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打脸自己。李吉甫愤然而起，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明说这些考生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足以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皇帝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当朝宰辅，当然不可能为此跟宰相闹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不仅名落孙山，而且从此被划如了朝廷的黑名单。

到了穆宗即位后的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好不容易入朝当了中书舍人，可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却不忘旧怨，处心积虑地对穆宗施加影响，再度把李宗闵贬出朝廷，外放为剑州刺史。

李宗闵从此对李氏父子恨之入骨。他发誓只要有一天东山再起，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

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转变：李德裕遭宰相李逢吉排挤，被贬为浙西观察使，而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又因官声清廉被擢为宰相。李宗闵随之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此后敬宗即位，李宗闵又升任吏部侍郎。

到了文宗即位后的太和三年(829年)八月，由于文宗急欲起用年富力强的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便向文宗推荐了李德裕。文宗随即征召李德裕入朝担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眼看老对手大有入相之势，李宗闵顿感不妙，马上展开活动，暗中贿赂当权宦官，不断对文宗施加压力，终于赶在对手之前当上了宰相，随后便将刚刚回朝的李德裕外放为义成节度使。次年正月，李宗闵又举荐数年前因不满敬宗昏庸而主动去职的牛僧孺回朝复相。

就这样，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李、牛二人终于翻身，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大权在握之后，李宗闵和牛僧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把一大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贬出朝廷，与此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这个强势崛起的阵营中，史称“牛党”(牛僧孺、李宗闽之党)。

一场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就此拉开序幕。继而变成一场持续四十多年的政治灾难!

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的任上充分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他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并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详细询问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眼里。原以为把李德裕排挤出长安就意味着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这实在是出乎牛党的预料。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二、再度交锋

太和五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这一年，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军队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耻辱!”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

文宗皇帝听得频频点头，觉得皇皇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了。

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皇帝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王践言不止一次对天子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让吐蕃方面称心快意，彻底杜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大唐的机会和可能性，实在是个下下之策。”

文宗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事实上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与此同时，李党成员也纷纷反击，称牛僧孺此举纯粹是公报私仇，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内心极度不安，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久居相位了。数日后，文宗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诸贤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暗含责备的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就更是如此，他感到这很可能是天子在暗示他，目的是希望他引咎辞职。随后的日子里，牛僧孺主动上表请辞，文宗当即批准，把他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终于再度向他招手了。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李宗闵感到忧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随时可能入相，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

太和七年二月，李德裕正式入相。文宗在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三分之一外的。于是，李德裕回朝后立即着手的事情，便是率领他那“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到中央。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毋庸置疑的逻辑终点，便是李宗闵的罢相。

六月，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辞相时隔仅仅半年。

太和八年八月，文宗准备任命一个曾因犯罪被流放的朝臣李训为谏官，让他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宰相李德裕断然反对。文宗不悦，把脸转向了新任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想用眼色暗示他，王涯已经脱口而出：“可以。”天子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脸上顿时阴霾密布。就在片刻之前，王涯还在义愤填膺地和李德裕一起草拟劝谏天子的奏疏，此刻一见皇帝心意已决，而且考虑到李训背后还站着大宦官王守澄，遂中途变卦。

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随后便让李训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虽然有所让步，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让步，用不了多久，李训必定会青云直上。道理很简单，李训背后的靠山不仅仅是当今天子，更重要的是还有大宦官王守澄。在当时的大唐帝国，这样的人不发迹，什么人才能发迹?

此时此刻，王守澄、李训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李相较，李宗闵才是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盟友，而李德裕这种孤傲清高、不识时务的人应最好趁早从他们眼前消失。

经过这次面折廷争，李德裕在文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这件事最终决定了李德裕及其党人的再次出局，同时也决定了李宗闵及其党人的东山再起。

不久，在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几天后，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李德裕一走，朝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和政治洗牌。面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党争，文宗束手无策，只能一次次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三、皇权压制

太和九年，文宗终于下定决心，起用新人李训和郑注，大力打击朋党，于是牛、李二党

均遭贬谪，朋党之争一度消歇。随后甘露之变爆发，朝政大权被宦官集团一手把持。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年仅32岁的文宗驾崩，权宦仇士良拥立皇太弟李湟(后改名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同年九月，武宗征召李德裕回朝复相。

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李德裕的执政能力无疑远远强过文宗末期的那些宰相，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执朝柄。

李德裕回朝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对武宗宣讲了一番辨别正邪的大道理。他说：“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以为宰相，罢黜奸邪欺君之辈，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定不移，何须担忧天下不能大治?”

李德裕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强调他李德裕并非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与朋党作斗争的人，无非就是暗示皇帝，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李德裕，天下就会海晏河清、太平立至!

其实李德裕心里比谁都清楚，要说在官场上混的人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缘，那根本就是扯淡。远的不必说，单说他此次的回朝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缘”宦官的结果。

他结交的宦官名叫刘钦义，现任枢密使。因为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言行一致并不代表高尚，而只能代表幼稚。玩了一辈子政治的李德裕，当然不会犯这种幼稚病。会昌三年(845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卒，其侄子刘稹秘不发丧，掌管了军政大权，同时逼迫监军宦官代他上疏朝廷，请立为留后。武宗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宰相们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并力主征伐。武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所以往往一拖就是大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把所有装模作样的繁文缛节和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命令五道兵马合攻昭义。

战争打响后，刘稹就在中央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到了会昌四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诚，为朝廷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加速了刘稹的失败。八月，作为昭义镇主要税赋来源的邢、沼、磁三州又相率归降，昭义镇顿时人心惶惶，刘稹旋即被手下大将郭谊刺杀，昭义宣告平定。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在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击他的老对手——牛僧孺和李宗闵。

即便这两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他找了一个现成的罪名栽在牛、李二人的头上。这个罪名就是——串通刘从谏谋反。

在昭义平定一个月之后，李德裕就开始实施第一步打击。他对天子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其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非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今日之大患，致使朝廷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昭义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但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既然找不出证据，那就捏造证据。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书信，阅后便当即焚毁。”随后，他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最后，李德裕把这些证据上呈给了天子。武宗勃然大怒，随后便将牛僧孺和李宗闵一贬再贬，直至流放岭南。

会昌四年冬天，当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功成名就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同时又怀有一丝庆幸。他庆幸和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四、尘埃落定

可是，李德裕高兴得太早了。他以为刚刚30出头的武宗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所以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武宗从会昌五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这一年秋天，武宗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而且身上的许多器官也都出了毛病。

会昌六年正月初三，天子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刻要求入官觐见天子，却被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一口拒绝。

李德裕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时任左军中尉的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已经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数日后，唐武宗李炎驾崩，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荆南节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只是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随着李德裕在一夜之间垮台，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很快就会到来。

这一年八月，宣宗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珏、崔珙在一天之内全部调回。五位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可惜，李宗闵未及北上便死在了贬所，不久后牛僧孺也因病亡故。

而李德裕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后来的几年中，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了偏远荒凉的崖州。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初十，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63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一次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随着牛、李二党党魁的相继离世，曾经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落下了帷幕。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灾难，一场自掘坟墓的王朝悲剧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