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朱元璋十分悲痛,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说完,六十五岁的朱元璋不禁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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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朱元璋十分悲痛,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说完,六十五岁的朱元璋不禁大哭。
朱标死后,关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朝中讨论了几个月,到九月,朱元璋最后决定立朱标之子、皇孙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
对这个结果,很多人认为朱元璋是采纳了谋士刘三吾的建议。《明史·刘三吾传》记载——
“懿太子薨,帝御东阁门,召对群臣,恸哭。三吾进曰,皇孙世嫡承统,礼也。”
表面上看,朱元璋立朱允炆是采纳了刘三吾的建议,看重的是礼制。
但守这个礼制,立皇太孙为继承人的做法在事实上却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由此一来,朱元璋的儿子辈就没人当过皇帝了,这属于越级继承。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太子死后,应该由其次子秦王朱樉继位。
朱元璋为什么没这么干呢?
普遍的看法是因为朱元璋厚爱太子朱标而不喜欢秦王。这是事实,朱元璋对秦王的看法十分负面,在太子病死前,朱元璋正在收拾秦王,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
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死时,秦王朱樉正在京城,如果朱元璋要立皇子,朱樉来的时机是非常合适的。然而,秦王朱樉此行是来接受处罚的,朱元璋因他在陕西胡作非为将他召回京城处理,同时派太子朱标前往陕西巡视。
朱标从陕西回来后没多久就死了,据说朱标回来后为秦王说了不少好话。史料记载:“二十四年,因其(朱樉)在藩国多过失,召还京师,令皇太子巡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
秦王朱樉当时的境遇十分尴尬,大哥去他的地盘调查他的问题,结果回来就死了,本就反感他的老爹怎可能把皇位传给他这个正准备处理的老二呢?
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秦王朱樉已经出局了,那老四燕王朱棣的机会不是更大了吗?朱元璋为什么不传位给他欣赏器重的老四朱棣呢?
在这里,朱元璋恰恰是很看重礼制的。
在朱元璋看来,绕过老二,传位老三或者老四,这是坏了礼制的,而坏了礼制就是坏了大明的秩序。
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最核心的原因。
与后来清朝立储的政治环境不同,当时朱元璋面对着一个现实,诸子已各封藩,如果让秦王当皇储,那秦藩由谁继承呢?太子一系又该如何安置呢?如果让皇太孙和秦王或者燕王互换,则破坏了朱标与朱樉或者朱棣的伦理秩序,这不符合礼法,朱元璋在情感上也很难接受,而且还有可能为朝局带来很多麻烦。
不能说朱元璋是一个思维僵化的人,但晚年希望一切按部就班、一成不变却也是他的核心思想。朱元璋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稳定将带来和平,流动易产生动乱。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对国家政治体制和帝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安排上,也体现在他对藩国的安排上,他希望太子一系永远是皇帝,而诸王一系永远是藩王,如此永世固定,大明社稷江山才不会出现混乱,才会垂范万世。
此外,如果立秦王或者燕王,也与朱元璋对国家的整个战略布局不符。当时,朝中有一部分人主张定都西安,洪武二十五年朱标死前赴陕西巡视,还有一个目的,调研在西安建都的可行性。
很显然,朱元璋最终否定了这种可行性。如果立秦王为太子,迁都西安就势在必行了,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中心将会移至陕西,朱元璋异常看重的江淮一带就会成为边区,这不利于朱明王朝的统治。
朱元璋十分警惕,在他看来,如果建都西安,军中大量出身江淮一带的将领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统治的薄弱环节在其故乡图谋不轨,或者干脆起事,这对朱明王朝将构成极大威胁。
然而,朱元璋的一味维持秩序,力求稳定的背后,却也有一份苍白无力。
对于藩王有窥视皇位之心,皇太孙有削藩动机,这两点朱元璋不仅心知肚明,而且都无法接受。但他最终只能两头做平衡,一方面花大量精力规劝朱允炆将来不要削藩,另一面花大量精力告诫诸藩王不要窥视皇位。
朱元璋始终认为朱明王朝的敌人在外部,皇太孙和藩王只要两下各安生理,外人就无可乘之机,朱明王朝就会永续下去。
这是朱元璋的一个理想,也是他的一片苦心,但终究抵挡不了皇权争夺的残酷、血腥。
从这一点看,朱元璋并没有认清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