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什么样？他都“狂”在哪里？
狂人是否发狂，发狂的是什么，还需要祥加辨别。纵观历代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对《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是否狂”，和“作品的内在涵义”两大重要的论题自从出现以来虽是继续
狂人是否发狂，发狂的是什么，还需要祥加辨别。纵观历代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对《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是否狂”，和“作品的内在涵义”两大重要的论题自从出现以来虽是继续至而今，然而对鲁迅先生即鲁迅先生作品的研究可谓是多不胜数，其研究的方向却也不是独独这两家。此文将一一列举试辨别如下：
《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是否发狂？这似乎是一个可笑的问题，然历来却有些很多人为此唇焦舌燥，苦苦辩论了近乎一个世纪之久。自1918年《狂人日记》首登《新青年》以降，直到现在已有九十三年之久远，在所有要研究鲁迅先生的这部作品时，“对该篇中‘我’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仍然是研究《狂人日记》时的第一道必答题。”也是，对于一篇名作，如果连它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都不能了然，而又想做出什么天大的成就，那也真的是“天下奇闻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来继续说长道短了。 然而站在前人臂膊上的我们，回头再看前人对这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白话文小说评述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愕然的事实——即的“狂人是否发狂”这样一个如今看来是不能回避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作品问世后的最初三十余年间，却没有人提出过任何质疑。
20—40年代的人们普遍接受鲁迅先生自己对本身创作小说主人公的自我诊断：“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
那时可以说，民国的文艺界算得上有能力有影响的对《狂人日记》有过探讨的知识分子们都是致力于寻求作品的内在涵义，而对那位假想的日记作者——“我”没有多少兴趣，抛弃了作品本身主人公而进行了一系列“专论”。惟其如此，1919年11月11日《新青年》六卷六号发表的评论《狂人日记》的一篇专论《吃人与礼教》，通篇之中，作者吴虞甚至没有一个字提到小说中的主人公。
当然这种旨在探讨“作品内在涵义”而忽视了“我”的前人是根本上不同于我们现如今针对狂人——“我”本身的主人公“疯狂与否”的论证的“深入研究”。
对同一文学形象的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代人身上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原因并不在于我们这些“看客”对作品主题的理解有所不同。《狂人日记》自发表之日起，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没有被误解过。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它作出自评，更从根本上排除了被误解的可能。“《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因是作为作者本身的鲁迅先生自己的公开说明，权威自然不用置疑；这部作品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亦已为事实所证明。但是，也正是在这种由此及彼的过渡中，即作者的思想意图在小说中以何等样的人物与事件才获致充分的、艺术的表达与再现，在这一点上，两代人中间出现了分歧。
在同时代即20—40年代人看来，鲁迅用一个疯子来表示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的做法毫不费解。许寿裳就谈到过鲁迅“利用了医学的知识写《狂人日记》，而归结善恶是非的判断。”“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抨击过去传统和礼教的弊害。”肯定《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是个精神病患者，以为这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恰恰适用于作者的艺术目的。这一判断之正确无误，有他个人的亲身体验为证。
当他在南昌第一次读到这篇白话小说，曾被那种对历史的严正指控，那种“于绝望中寓着希望”的人生态度所深深激动，“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
天下当然没有第二个豫才，许寿裳的猜测是对的。
鲁迅通过这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如此有力地、精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观念，致使许寿裳在没有任何佐证的情况下，从白纸黑字中就认出了自己的老朋友。这种经验本身，使许寿裳在论述《狂人日记》的价值的时候，并不感到有必要在虚构的主人公身上多劳神。
孙伏园也认定《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并且对鲁迅之所以选用一个疯子做主人公的理由进行了虽未深入，却具有拓荒者意义的探讨。
他认为，作者“假冒狂人的笔墨”，是由于“那时候空气的反动冷峻”所致，“模拟‘狂人’口气，自然是决定形式的一部分理由，”这是就大的政治背景作出的宏观分析。如果缩小到艺术的领域，那么更有一种特殊的、重要的原因：“还有大部分是艺术上的需要，因为必如此才有力量，才给人深刻的印象。”
在他看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不但不会削弱艺术表现的力量，反而能使它更加强化，有时是任何论文形式或描写手段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孙伏园注意到狂人形象在艺术表现中可能具备的独特价值，至于狂人身世的来历、政治态度之类，他也了不关心。
周作人也毫不怀疑鲁迅是写了一个疯子，并且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追寻出狂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叙述了鲁迅照料一个患“迫害狂”的表兄弟的情形，为研究《狂人日记》提供了极可贵的材料。即便这样，他也同样不把注意力集中于狂人形象本身，以为“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楔子罢了。”并且把《狂人日记》直看作“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文字，文艺与学术问题都是次要的事”。
这些和鲁迅关系甚深的同时代人，虽然依据各自不同的经验来品评《狂人日记》，涉及的方面各有侧重，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共同趋向：他们深信借用一个精神病患者足以完成作家的艺术使命，与此同时，却又忽视主人公的个人存在，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淡漠。
不过1954年徐中玉提出狂人“不是狂人，是反封建的英勇战士。
事实上，他是因为不相信了‘从来如此’的道理，才被目为狂人，诬为狂人，迫使他有了一些发狂的外表的。事实上，他是比谁都清醒，岂止并非狂人，倒是一个革命的先知先觉。”如此看来，狂人到也不一定是狂，是病了。
这一观点也成了“多米诺骨牌”当中的第一枚骨牌，自此之后，对主人公——狂人本身的研究才解开了序幕，狂人是否发狂才成了一个疑问，狂人是何等样人物才成了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现实生活中诊断一个人是否疯狂，那是精神病专家的职责；然而确定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是否疯狂，则不需假手医学博士，其目的也不在医学而在文学。狂人是否发狂?这个从字面上看来甚至有逻辑混乱之嫌的问题，实际上并不那么可笑，也不那么容易解答。因为，问题的提出，并非由于鲁迅在刻画一个疯子时有失真的地方，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判断上的困难。恰恰相反，鲁迅把他刻画得那么逼真，使人不得不承认他是疯子。不过，这个疯子偏又说了那么些深刻的、发人深省的话。
而自20—40年代后的50年代始，中国文艺理论则认为需对对作品中正面人物进行重视与强调，因而当时的文艺界则普遍认为《狂人日记》是向传统文化的全面挑战，其势锐不可当。这种锐气从何而来?最简单的解释是：主人公是个战士，一切深刻思想、反抗精神均由主人公的行动言论来完成。当然现今看来这种结论的得出，也是由于对鲁迅先生革命性的赞颂与推崇，是自50年代开始对鲁迅先生本人的“神化”后，反之于作品的必然结果，更何况《狂人日记》本身就是一部有“斗性”的小说。那么研究主人公——狂人也似乎是必然的，“锐不可挡得”了。
50年代时，按照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普遍的、但未必是恰当的理解，作者的先进思想，理当由正面的人物形象来体现。将这一法则运用于《狂人日记》，新理论与旧作品之间显然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如果坚持对新理论的信仰，就必须视主人公为清醒者。于是，狂人被否认为发狂，一个迫害狂患者终于被推举为“现代中国文学里第一个英勇战士——英雄的形象”。
这种促使主人公形象发生剧变的缘由，在后来持相同观点的文章里，表述得十分清楚：“革命的进步的人物形象，总是同作者的先进的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狂人是一个觉醒和反抗的民主战士的形象，鲁迅才较易于通过他来反映辛亥革命时期到‘五四’前夕的社会现实，表现自己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
鲁迅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狂人日记》既然是作者向旧世界的全面挑战，其主人公必定须是一位时代的先觉，不屈的战士。但是，《狂人日记》以它自身的真实存在，证明主人公的病狂性无从推翻。于是，人们就纷纷为他构想光荣的战斗史，先进的思想史，以补偿他不幸的神思混乱，为作品的战斗性寻求可靠的支柱。
事实上，拔高了主人公的形象就脱离了作者的创作实践。《狂人日记》的思想深度并非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深度。《狂人日记》杰出之处，不在于作者着力塑造了一个高大的英雄人物，而在于作者居然能把一个疯子对现实世界的幻觉，成功地转化成对于现实世界的控告。这种艺术上的转化何以得以成功，要说清楚这点并非易事。但是，如果索解的难点正在于此，我们便有责任正视它，而不应心存畏惧有意无意地规避它。
纵观历代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对《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是否狂”，和“作品的内在涵义”两大重要的论题自从出现以来虽是继续至而今，然而对鲁迅先生即鲁迅先生作品的研究可谓是多不胜数，其研究的方向却也不是独独这两家。
1985年8月刑孔荣在《青海湖》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而不是创新。……其次，作品锋芒直露，缺乏内在美感。”
不过随后1986年2月1日，《文艺报》发表陈漱渝的《不要恣意贬损鲁迅》一文，则着重批判了李不识和刑孔荣的文章。陈漱渝认为“这是从英雄人物身上挑剔‘微不足道的灰尘’，从反面人物身上挖掘‘尚未泯灭的良知’，是一种颇为时髦的事情，于是朝鲁迅身上大泼秽水，被误认为是‘趋时’的壮举。其次，有些报刊的编辑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对一些争奇鹜怪的文章格外垂青，以为是吸引读者的有力手段。无论是编造鲁迅的‘神话’（如‘毛泽东拜会鲁迅’）抑或罗织鲁迅的‘罪状’，他们都有发表的兴趣。”
这种把研究中的不同意见讥为“时髦”和“趋时”，把报刊发表不同意见视为“追求经济效益”，这未免过于粗暴和草率。相比王得后先生的文章，《不要恣意贬损鲁迅》明显缺少学术争鸣所应有的那种心平气和。这种指责容易导致学术研究中的不同声音遭到封杀，不利于健康的学术争鸣的出现，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这些对刑文批判的作品虽然抛弃了从鲁迅先生作品《狂人日记》的本身出发而发出的更似呼唤，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80年代的文艺界对鲁迅先生及其作品是极端尊重的。
而今张闳《走不近的鲁迅》写到：“对鲁迅来说，他的‘国民性批判’的观念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鲁迅思想中最深刻和最有活力的部分，同时又是其局限所在。具体表现在小说写作方面，因为常常过于拘泥于‘国民性批判’的观念，以至其小说的艺术空间显得极其狭隘，主题和表现手段方面也常常过于单调、呆板。”
其实，也该是如此，不论是极端贬低鲁迅先生认为其作品是“令人倒胃”的“鲁货”还是将鲁迅先生“神话”的极端都是不可取的，新世纪的我们更要辩证的看待一系列研究出的“鲁迅问题”，择其精华观点吸收，我们要继承的是鲁迅先生文化传统中内在的精神血脉，是鲁迅先生作品中洋溢的华夏正气，而非那些“低俗”的讥讽或“神化”后的不真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