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怎样诞生的？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并且所有版本的出版权都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先生还有三个善举，一是将手写稿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二是主动和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并且所有版本的出版权都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先生还有三个善举，一是将手写稿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二是主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设立“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三是为了维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利益，《白鹿原》出版以后，主动承诺“不重复自己，拒绝类似《白鹿原》的所有约稿”。
其实，陈忠实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缘分非常久远，《白鹿原》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预定”和“催生”的，从1973年约稿到1993年诞生，跨越了整整二十年。
出版《白鹿原》时，编辑们顶住了来自“上级”的压力，而且还主动为陈忠实先生着想，开出了千字30元的当时最高级别的稿酬标准，后来同样为陈忠实先生着想，主动商量将计算方式改为“版税计酬”，以这种方式稿酬从最初的15000元上涨为18000-19000元。对此，陈忠实先生一直心存感激，20多年来《白鹿原》的出版权一直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且主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设立“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专门奖励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出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编辑，此事被传为佳话。同时，陈忠实为了维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利益，《白鹿原》出版以后，“不重复自己，拒绝类似《白鹿原》的所有约稿”。
1973年，陈忠实先生31岁，担任当地公社副书记，身在“仕途”的他刚刚在《陕西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接班之后》，恰好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读到，当时何先生正在西安约稿。他感觉陈忠实有才气，想和“小陈”谈一谈。于是，开完会准备骑自行车回家的“小陈”被何启治先生在一个路口拦下了。何启治先生主动向“小陈”建议写长篇小说，而当时“小陈”刚开始学习写作，还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不过做出了承诺，“如果我这一生能完成一部长篇，就给你出版吧。”
“小陈”慢慢长了“老陈”。1985年秋，已被称做“老陈”的陈忠实先生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目光由乡村现实生活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思考点由对新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人的心理和命运。《蓝袍先生》引发了陈忠实创作长篇小说的欲念。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读书除了不去不行的会议除了非做不可的家务以及不吐不快的少量写作，陈忠实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自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附近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铜人原。当他第一次把眼光投向白鹿原时，就预感到这原上有不尽的蕴藏值得去追寻。陈忠实开始了关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决定创作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于是就有了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
陈忠实先生为了创作《白鹿原》（原名《古原》），翻阅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当地乡村县志，做了充足详实的素材积累，才着手创作这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大书，集中创作时间六年。正如文学评论家白烨所说，“《白鹿原》本身就是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
因为当年《白鹿原》写成后，陈忠实先生自知作品可能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承受力，曾想“存放”几年甚至等孩子这一代再出版。恰好不久“南巡讲话”，政治环境有所松动。
15年后，陈忠实着手创作《白鹿原》。1988年4月到1989年1月，因为家里连桌椅都没有，他就把本子放在膝盖上，写成了一稿。定稿在1992年3月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了两名编辑去西安取稿。当陈忠实将厚厚的50万字稿件托给他们时，只说了一句就热泪盈眶，“我连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
在当时文学低迷的情况下，出版社首印近14850册，稿费开出千字30元的最高标准。陈忠实算了一下可以拿到一万元，“我当下就和我的农民老伴说咱们也成万元户啦。”
陈忠实有一篇回忆文章，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和高贤均两位编辑设身处地为他考虑，帮助他增加稿费收入。1993年8月，《白鹿原》一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也是陈忠实平生所经历的最感动的一次会议。会后某天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和高贤均两位编辑找到陈忠实住的宾馆，主动商议修改原先的出书合同的事。按原先的出书合同，千字30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的最高稿酬标准了。按这个标准算下来，近50万字的书稿可得稿酬约1万5千元。何启治和高贤帮陈忠实算了另一笔账：如若用版税计酬，可以多得三四千元。他们已经对比核算过了，考虑到陈忠实为《白鹿原》耗费了6年时间，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在当时，很少有作家用版税方式拿过稿酬，陈忠实也是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其中的好处，自然是乐意并且非常感激。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五个月内紧急加印6次，以版税计酬的优势更加明显。
1988年，陈忠实到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时，遇到一个文学界的朋友，晚上一起喝酒时朋友问：“以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陈忠实当时很激动：“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写一本在我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小说。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如果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小说，那我在棺材里都躺不稳。”
这句话是陈忠实当时的创作心态的表述，所指完全是内向的，他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可以说，这个期望应该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