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真的穷吗？宋朝真的富吗？
关于宋、明的穷富问题，在明朝当时就已经有了答案。当然，这只能是明朝人的结论。宋朝人是没机会比较的。
明名臣王鏊在《震泽长语摘抄》中说: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
关于宋、明的穷富问题，在明朝当时就已经有了答案。当然，这只能是明朝人的结论。宋朝人是没机会比较的。
明名臣王鏊在《震泽长语摘抄》中说: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此然。”然而，明朝的情况用王鏊的话来说却是“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
关于王鏊的结论，实际上是可以印证的。在现今出土的一些宋墓里面，经常可以发现精美的陪葬品。也许，你会认为，出土陪葬品不是很常见吗？重点在于，这些精美陪葬品的墓主很多就是普通百姓（和上文中“民间如此之奢”对应）。这在其他朝代是很少有的。
宋朝的一些笔记也反应了这样的事实。《宋会要稿》记录：士庶之间，侈靡之风，曾未少革。另一本宋朝笔记（忘了是哪本）记录: 虽蓬门贫女，亦有一两件锦衣罗裙，几样头饰。这么多史料反应了民间的奢侈之风，加上出土文物，形成了完美印证。
明学者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感慨:“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而这些书籍、笔记记录的并非政府机构、朝堂之事。所以，宋朝之富绝不仅仅是纸面上的富贵，不仅仅是国家财政收入高，也不仅仅是高官的盛宴，而是普通百姓实实在在的富足。
我看到有些人的回答想当然地认为明朝在宋朝之后，就理应比宋朝更发达、先进。然而，历史并不总是在前进之中。头条讲哲学、历史的王东岳曾说过:“明朝（中国）从元以后完全倒退。明清时期，中国一路衰败。”而这种观点并非他独有。这种衰败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在经济、金融、民生方面，一样也有体现。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借着农民起义最终走向政治舞台。他对国家的治理就有点类似对一个村庄的治理。“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人们也不得擅自离开户籍所在地，“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凡军民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 ；乡里最好不要有诱人作乐的酒店，“乡社村保中无酒肆”，“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 ；首都南京虽然在朱元璋的指示下兴建了十五间酒楼，以点缀太平盛世，但朝廷对于是否能盈利毫无关心。只要“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使游惰皆尽力田亩，……自然家给人足。”这种传统保守的经济观念，也由实际的政策使之具体化。
于是乎，商贾之家不得穿丝绸。全国居民不许下海。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夷进贡的名目进行。政府所用器皿弓箭、文具纸张也系无代价地从里甲征来。一方面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一方面不去铸钱，只好滥发纸币。（在明末，即使有大量白银流入，明廷也丝毫没有铸银为币的意识）明朝二百多年的过程中，铸造的所有铜钱的数量，居然没有宋朝元丰年一年的铸币量多。
不要以为宋朝铸币多就是通货膨胀。事实上，宋钱当时在境外的购买力非常强。《敝帚稿略》中记载了宋朝铜钱在海外的购买力“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哪怕是半壁江山的南宋，经济影响依然顽强地施加于周边地区和国家。绍兴三十年，右正言王淮就说“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到金国），则为数缗之用。”可见，宋钱在当时的坚挺不比今天的美元差。
对比宋、明两朝经济政策，黄仁宇先生在《黄河青山》中遗憾地说，“第三帝国（指明清时期）和前一时期相比，有非常显著的退缩。许多经济活动在宋朝达到高峰，此时全都缩回。整个国家因此不具竞争力，……社会希望他们能有大胆的创意，他们却想永远都原地踏步。”
由于朱元璋在政治上的强势，他所创立的“洪武型经济”体系几乎影响了整个明朝时期。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研究一条鞭法，其结论则是行一条鞭法后明代的财政税收仍是“洪武型”。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洪武型经济”一直持续到清朝摊丁入亩时期。
在这个经济体系下，整个中国（明朝）看起来好像一个大村庄而不是一个国家。整个社会处在一个低收入、低消费、低效率的阶段。国家财政缺钱，普通百姓也没有受益。黄仁宇毫不吝惜地批评道:“洪武型财政”应该对明清五百年中国社会的停滞负责。
最后，还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引文作为结尾，明王鏊在《震泽长语摘抄》中盛赞过宋朝之富庶后发问“近岁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库皆空。……为国者曷以是思之。”（古人说，天下财不在官府，就在民间，现在国、民皆穷，国家当局者该想想这是为什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