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制和株连九族"分别起源于什么时期？社会治理属性和内涵是什么？有什么效果吗？

连坐制始于东周列国。连坐制的雏形是齐国的“什伍闾甲制”。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在秦国进行，为了使君主政权统治达到“至治”，商鞅(法家学派)认为，“至治”，首先要富国强兵，富国

连坐制始于东周列国。连坐制的雏形是齐国的“什伍闾甲制”。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在秦国进行，为了使君主政权统治达到“至治”，商鞅(法家学派)认为，“至治”，首先要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必须加强户籍的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管理的配套措施即加强什伍闾甲制，什伍闾甲制的最高形式即实行连坐制，所以说，连坐制是中国古代专制时期控制人身自由的基层组织形式。

连坐制的基本要求是“夫妻交友皆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得交相为隐……”。就是说，即便关系最亲密的的夫妻朋友，若彼此发现了违法犯罪行为也不允许相互包庇，也要立即检举揭发出来，一切“恶”、“非”均不得隐匿；连坐制的实施目的是“……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使民人相互担保、相互监督、相互检举、相互攻讦，一人有罪，五人连坐，即便是盗跖 也没有覆非为是、作奸犯科的机会。

后来，中国世世代代的里(保)甲等治安制度，即由商鞅时代的什伍连坐制发展而来，曾经对社会稳定，民生建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保证了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的连坐制度与宗法制度相伴整个封建文明始终，共同调整维护了几千年的社会秩序。

商鞅关于“以刑止刑”以及“禁奸止暴，莫若重刑”的法制思想无可厚非，然而，在连坐制的基础上，商鞅又强化并扩展了商代以来的株连法，甚至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后来残死于秦国贵族集团的反攻倒算。

与关系人的“连坐论处”不同，“株连”指的是一人有罪，势必牵连并拖累无辜之人一起遭殃，甚至被处死并示众。

株连法及其族诛的刑罚，始于西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41年至前87年)。其修订的《盗律》、《贼律》均有大量株连法规定，动辄“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例如：“凡盗起(农民造反)而不灭之地，上至监州、州牧，省中校尉，下至行所、亭长、坊正，一律连坐处死”；“凡有偷窃行为者，不论大小，其全家及左右邻舍一律连坐论处”；“推恩令”首倡者主父偃，因查齐国谋逆案而导致齐王自杀，被“明君”汉武帝灭三族；及至晚年，武帝又迷信仙道及长生不老之法，在他亲自查办的“巫蛊案”中，先后杀了太子、丞相、公主，直到逼使皇后自杀……，在灭了自己的“三族”之后，又灭了冤案始作俑者江充“三族”。

“株连九族”中的的九族包括：父系四族、母系三族、妻系二族，而诛灭九族始于明朝永乐帝年间(公元1403年至1424年)。据说，明成祖朱棣嗜杀成性，由于翰林方孝儒认为燕王朱棣推翻明惠帝朱允炆是篡夺皇位，拒绝为朱棣拟立新皇登基诏书等，被定为“阻挠新皇登基”之罪而诛十族。自此便有了“朕要诛你九族”之说。

“株连九族”或“灭九罪”，属地地道道的严刑峻法，严重背离了上古三圣王流传下来的华夏法制思想。先王治国理政，主张尚德缓刑，要求后代“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后世；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其大体意思是“君王在德政方面不要有失误，应当用简要明确的政令科律来约束天下百姓，用寬大仁厚的方式治理民众；刑罚不可及至其子孙，奖赏一定要延至其后代；罪行轻重有疑点时 宁可从轻判处，功劳大小有疑点时 宁可从重奖励；与其存在错杀无辜的可能，则宁可定刑偏宽或疑罪从无，也决不套用死罪律例……”

随着宗亲制度向政治制度的演化，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先贤们也并非食不化，重又提出“刑(治)乱国用重典；刑(治)平国用中典；刑(治)新国用轻典”。尽管如此，但依然主张“一人有罪一人当”，反对“赏不当功，罚不当罪”，并倡导从罪责因果关系上判定当事人及其亲属之间的法律关系。

客观地讲，对于信守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国民来说，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已经给家庭成员与近亲属 带来诸多道德阴影和社会压力，甚至带给他们严重的社会权益限制和人格歧视，这种株连效应及其株连后果，不仅严重破坏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也对改造好的犯罪人回归社念形成了现实障碍。同时，株连法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手段，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