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都赋》的创作背景，浅析西晋王朝是如何正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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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的《三都赋》初看似乎是三篇内容相似、结构相近的雍容榆扬、润色鸿业的京都大赋。但是细读之后就会发现，这三篇看似相似的京都大赋之间实际上是存在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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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的《三都赋》初看似乎是三篇内容相似、结构相近的雍容榆扬、润色鸿业的京都大赋。但是细读之后就会发现，这三篇看似相似的京都大赋之间实际上是存在明显区别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区别。确切地说，这种区别体现在赋的内容上。  从赋的内容的角度而言，《吴都赋》和《蜀都赋》几乎是一样的。二者都以极尽铺张扬厉之势描写了吴蜀两地的水陆物产之富庶、珍宝卉木之奇丽以及都邑之繁华、宴饮畋猎舟游出巡场面之阔大。但是《魏都赋》的内容重点却与《吴都赋》、《蜀都赋》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魏都赋》中，水陆物产并非赋的内容重点，左思只用很短的篇幅简略地叙述了魏都的山川物产。但是在《吴都赋》、《蜀都赋》中，这部分内容却是赋的重点内容之一，左思不惜在此花费大量笔墨。例如在《蜀都赋》中，作者分别描述蜀都的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和地区物产，详尽到有“于前”（蜀南）、“于后”（蜀北）、“于东”（蜀东）、“于西”（蜀西）之分。而在《吴都赋》中，作者在描述吴都的物产时，虽然没有按地区进行分述，但是却有“鳞甲”、“瑰异”、“卉木”、“鸟兽”之分。而《魏都赋》的内容重点是“以武戡乱”、“觐享之仪”、“禅受之事”、“建国法度”、“典训模则”。  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十七指出：   《蜀都》以前后东西及封域城市为经，而以物产地毛纬其中。末乃及宴游禽渔之乐。《吴都》首言山川之所函育，次及草木竹实、禽兽瑰异之属，而后侈其都邑、宫馆人物，后亦夸饰禽鱼乐游之盛，末略及往古风气为收场。《魏都》先言地望宫阙，以及  寺署商贾，而后言其武以戡乱，以至太平觐享之仪、禅受之事，以建国法度考室举厝括之，后略及山川物产前修以终之，大义归于典训，事 出于模则，以张拓宇中复之规。三篇布置各殊，所以避复也。    但是，内容重点不同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所以避复”如此简单，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左思作《三都赋》的目的和动机。内容上的不同侧重反映的是左思对三都的不同态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三江扬都”条云：    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 

此言信矣。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同为“三都”，《蜀都赋》和《吴都赋》在内容上如此相近，但是却与《魏都赋》有着巨大的差异。左思这种“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的心理在《三都赋》文中也有具体的表露。例如在《蜀都赋》和《吴都赋》中，左思分别假托“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夸赞蜀吴二都优越的地势条件，“缘以剑阁，阻以石门”、“莫测其深，莫究其广”。而在《魏都赋》开篇，左思则借“魏国先生”之口对于蜀都和吴都引以为傲的地理环境不以为然，“剑阁虽 ，凭之者蹶，非所以根深固蒂也。洞庭虽深，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和蜀吴二都相比，魏都具备的是政治上的优势。这是本质上的差别。而且左思还把这种政治优势归为道德优势，“长世字氓者，以道德为蕃，不以袭险为屏也。而子大夫之贤者，尚弗曾庶翼等威，附丽皇极，思禀正朔，乐率贡职，而徒务于诡随匪人，宴安于绝域。荣其文身，骄其险棘。缪默语之常伦，牵胶言而逾侈。饰华离以矜然，假倔强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壮，谋舛驳于王义。”  雍容榆扬、润色鸿业的京都大赋多出现于国势强盛海宇又安之时，《三都赋》创作的主要时期是在三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那时正是西晋最强盛的时期——晋武帝灭吴而统一中原的大业就是在太康元年即公元二百八十年完成的。这一历史盛况需要在文学上得到反映，这是《三都赋》的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三都赋》的创作中存在政治上的大背景，而三篇赋中的内容之间的差异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