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为何唐朝李世民没有这么做？

历史上好多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对创业建立王朝期间的功臣痛下杀手，如汉朝的刘邦和明朝的朱元璋，史书上都有杀戮功臣的不良记录；但不是每个皇帝都杀功臣，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是

在封建王朝立国初期，“功高震主”是绕不过的坎，唐朝也未能幸免。不过对开国皇帝李渊来说，能够“震”自己以及太子的，偏偏是自己的二儿子；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功臣逆袭夺位的经典案例。

不过，其实李世民才是大唐的实质开国者，他没有大肆屠杀功臣，甚至没有夺取他们的权力，确实难得一见，这其中既有人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力量。

李世民个人能力太强

与其他大部分帝王不同，李世民在即位前，是唐王朝的头号将领。李氏的最强劲敌人: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都是李世民亲自带军消灭的；大唐最顶级的文臣武将，绝大部分都是跟随他作战的秦王府老部下。

从综合能力来讲，纵观整个唐朝，没人是李世民的对手；如果仅从领军打仗能力而言，可能只有李靖能与其掰掰手腕，但后者在政治方面几乎毫无野心。史书记载，与在临阵对敌时的计谋层出不穷相反，李靖在朝堂上显得非常木讷，像个哑巴一样，平日里也极少与其他同僚私下结交。当然了，这是李靖避免树大招风而刻意采取的生存策略。

此外，在李渊还在位时，从天策府的设立、《秦王破阵乐》的流行，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军队以及政权中的巨大影响力。面对这样全能而功高劳苦的帝王，手下任何人想要搞出点小动作都是比较难的。对此，李世民有自信的底气，所以压根没必要“狡兔死、走狗烹”。

府兵制，消除了拥兵自重的隐患

啥叫府兵制？通俗点说。就是在全国各地设立兵府，百姓平日里耕种，农闲时训练。兵府的军官只有负责训练的责任，没有私自发兵权力。待在朝廷里的将领，在平时更没有跟士兵长期接触的机会。

当需要打仗时，皇帝指定某位将领作为行军总管，根据实际情况征发一定数量的兵府出征。打完仗后（初唐时，唐军打仗几乎常胜），队伍很快解散，将领回朝交任务，士兵回乡继续耕种。任你武将本领再强，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纠集足够的队伍跟着自己搞事情。

此外，李世民时期，府兵制还有两个特点，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实力:

一是在全国的兵府中，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占了最大比重，确保朝廷随时能应对来自各方的威胁。

其二，每个月轮换一批府兵进京宿卫，既使皇帝手边随时有兵，又避免人员固定化带来的拉帮结派风险。

唐朝持续对外用兵，功臣才华得以施展

唐朝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它的全面发展。尤其在军事方面，唐朝的尚武之风引领战国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初唐时期，更是几乎常年对外主动用兵。

李世民在位时，先后主动出击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高昌国、高句丽、吐蕃等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这一国策有两个重大意义:

一是将外敌消灭于萌芽之中，拓宽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

其二，让功臣们一直有事干。所谓无事生非，那些在打天下时才华横溢的文臣武将，可能并不适合治天下。但由于他们的功劳与威望，对皇权有一定的分散作用，所以在一些开国之君眼中，闲下来的这一波人就成了自己统治的威胁。而贞观年间唐朝的持续对外作战，客观上为打天下的功臣们提供了继续施展才能的舞台。

贞观年间政治清明，任人以才

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所谓师出有名，古时的臣子若想造反，除了得有足够的实力，还必须要有充分的诱因或理由，即使居心叵测如安禄山，也得趁唐朝重外轻内、奸臣当道、忠臣被排斥的机会，还要打出“铲除祸国殃民的杨国忠”的合理旗号。

此外，人不患寡而患不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要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也不可忽视，帝王是否分赏公平，能否任人以才、杜绝被个人喜好影响，涉及到每一位功臣的切身利害关系，因此成为影响君臣关系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君臣关系中，不能仅对臣下严苛要求，君主本身的责任更大。

而李世民在这方面，堪称帝王的楷模。在打天下的过程中，秦王府的文臣武将来源广泛，曾经敌对阵营的尉迟敬德更是成了头号亲信；在玄武门之变后的治天下过程中，原李渊、李建成手下的干将也继续得到了任用，基本未出现过清算现象（也许裴寂除外）；甚至来自各少数民族的武将也得到了重用，如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等。这一切，都源自于李世民的以下用人思维:

人君选贤才以为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也就是说，人君对待臣子要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并且人无完人，不能苛求对方尽善尽美，取其所长即可。

看似至高无上的皇帝，其实并不好当，一着不慎，丢掉的可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但那些为了巩固权力就大肆屠杀、架空功臣的帝王，多少反映了其对自身以及制度的不自信。李世民的例外，是建立在其特殊的出身、良好的教育、传奇的阅历形成的综合素质，以及相对科学的制度之上。在人治的封建社会，君臣关系方面能做到他这个程度的帝王，确属凤毛麟角，这就是他被视为千古一帝的原因之一。